《甲午战争与旧秩序的崩溃》――许知远
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于1894年至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标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和心理认同感。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人――曾经的学生，要比败给西方世界的蛮夷更让人羞辱。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人们在应对挑战的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尊循类似的模式。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签订15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读一个帝国崩溃的历史，并探寻一个传统衰亡的内因。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能仔细的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人们在应对挑战的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尊循类似的模式。
当京城的绿营兵在1894年秋天奉命调至山海关时，人们有理由为大清国的未来表示担忧。一位目击者说，他们的人和马都比较瘦小，还没有走出城南就已经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烟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士兵则显的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创建于19世纪初的绿营直属于兵部，创建者希望它能够替代战斗力曾经强大一时，但彼时已以日显衰败的八旗兵。但仅仅几十年后，它就追随了前者的脚印。长期掌握着大清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曾经在186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到：帝国的军队只有当叛乱者撤退后才敢前进，杀几个农民谎报胜利。而杭州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编出了这样的打油诗：贼至兵何在？兵来贼已空。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大清帝国，这个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权失去了力量。
没人指望绿营兵能够击败日本。当大清国与日本的冲突在1894年7月暴发时，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指挥的军队上。他们大都出身于湖南和安徽，在曾国蕃与李鸿章的训练下，士兵装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而非大刀长矛。通过对个人与宗族的尊崇，这些地方武装拥有了令帝国军队黯然失色的战斗力。而李本人一手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经过20年的经营，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的计算，它的装备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则排在第十三位。它的指挥官很多在英美受训，与日本那边的对手曾是同学。1891年北洋船队访问日本时，连日本的明仁天皇也为船队的实力而赞叹。那正是一个如美国军事专家马汉所说的：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年代。
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必性。我们不能假装理解为什么叶志超在并未战败时就匆匆挂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敌当前时，“来远”与“威远”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为何仍能从容的上岸嫖妓；为什么大清国的将军最赤胆忠心的作为不过就是吞食鸦片自杀。在紫禁城内，没有人真的在乎战争的胜败。在这场战争悲剧性的高潮到来之前，那位当时最有权的女人决定挪用海军军费来修建军自己的后花园――宫廷内的个人喜好远比什么国家利益重要得多；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战争根本就未爆发，只要多给一些钱，老百姓就会欢天喜地给敌人带路，他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中国”是外来者称呼我们自己的，我们只知道朝代的更替………….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断，是终都如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帝国的崩败。文明和国家就如一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是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几乎所有的变量都朝着最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顾了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面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经不能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能仔细的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人们在应对挑战的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尊循类似的模式。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在150年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消除外来侮辱，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匹配地位；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它包括现代政治、现代工业经济、现代组织和现代文化。
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夫情的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理会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赶不上衰败的速度。
没有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32年，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没有外来者怀疑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到中亚腹地。它的人口在100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3亿多，比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的地区都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和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它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的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匆忙和追随中国的脚步。
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存在了2000年。它拥有一套庞大却持之有效的官僚体系，伏尔泰曾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以家族与宗室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遇到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的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经蕴涵在180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之一，另两个变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们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和人口的倍增。
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政府极权式微。185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马不停蹄地增长到了4。5亿。这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和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资源的明显紧张。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当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郁了。而无论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还是改革者唐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的晋升之路封死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
但接下来却并非是帝国的崩溃，1860年之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一个复兴的时期，远非今日我们想当然的一片黑暗岁月。一代新的政治人和盘托出已经崛起，在中央政府以恭亲王和文详为代表，能用更熟练的技巧处理对外关系；在地方他们以曾国蕃、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为代表，成功的镇压了太平天国。他们勤奋、克制，力图重新树立道德和榜样；他们大力挖掘人才，为官僚系统注入了新的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国在处理对外事务上逐渐专业化，并取得了某种尊重；在军事上，更多的现代化装备引入湘军、淮军，包括机枪与克虏伯大炮。1860年，随着各路义军的逐个消亡，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新开垦的土地带动了新的移民；洋务运动的创导者开始建立现代工业，甚至中国商人在沿海的贸易方面也开始赶上外国商人；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译作品受到了手握地方政权的改革者的重视；被腐败和战乱所摧毁的地方行政系统重新动作起来，士绅们再一次发挥了作用；教育传统儒学的学校大批兴建，继续为帝国提供稳定的思想教育………..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老问题上,改革者的成效果显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对新疆的平乱，让帝国的光芒在西北地区重新闪耀；山东的丁宝桢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的水患，加强了地方团练，改革了盐政；李鸿章则建立了还算现代化的军队，创建了江南制造局。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在1872年写到，中国正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层都决心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深刻地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是高水平………..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眼中，黄金时代总是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用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的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系和原有的思维模式。
自1860年开始的，被史学家称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体制，改革同样地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1870年分别考察了中国和日本后，很确定的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者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诸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幻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眼中，黄金时代总是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用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的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系和原有的思维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象附在内脏已经腐烂的身体上的光鲜皮毛，在任何一个考验面前，这种分离都是如此明显。对于一个中国政治系统的官员来说，中日战场上的输赢，其重要性远远比宫廷内的政治要小的多。改革虽然扭转了内部传统部门的颓势。但不过是加固了那些本应该转变的体制，它使一个王朝延续了更多的时间，却没有向现代国家方向演变。
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伟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前之所有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后，就无情的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的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再次迅速滑落到无能、腐败、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并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的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官僚体制时城要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除数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然很少。那些北京的改革者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同道者所听懂，以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然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找到回避根本变革的方式。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面对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太后仍然可以相对而言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日本的历史学家？屋太一发现，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有三个：一、功能体的工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队建设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了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体验。超过2000年的相对一致的历史，使的中国人极度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即使当一些新的挑战到来时，他们也仍然重复性地使用曾经有效的老方法，比如“同治中兴”。
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它腐败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经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被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有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
本文摘自2005年5月份《世界军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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