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日本色情之国:（绝密）在日本的中国皮条客的自传：第二版
LBSALE[100]LBSALE :63: :63: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1)
开学前的这个月，我起早贪黑，不是在别人的体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劳作，就是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要么则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家具从此地搬到彼地。我在东京银行办了个户头，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存了进去，到月底发了工资，账目上的金钱数额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增长。我拿着账单，盘算着妻子即将到来的日子，心里一片焦急；像这样干下去，自己累得要死，收入却平平，那种我想要的黑色呢子大衣只能在梦里去穿了，就是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天傍晚，我和同期来日的一位朋友约好了见面。这还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碰头。大家都忙着上学打工，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在高田马场车站接到他，一起进了家中国饭馆。
“这XXXX的，物价太贵了。看看，一份回锅肉加碗米饭居然要七百五十日元，在国内都可以买十份了。”
朋友边说边自我解嘲般哈哈大笑。我们一人叫了份最便宜的拉面，吃完饭，两个人在高田马场的大街上闲逛着。路边有很多供人聊天的咖啡馆，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也灯火通明，里面坐着很多日本中学生，踮着脚，昂着头，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阳光雨露，而我们只能在春寒料峭的街道上漫步，一点也舍不得花钱进这样的店小坐。
作为地主，我向他介绍了附近的一个好去处：一个可以用伪造电话卡打国际长途的公用电话。在1988年，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都可以用卡打国际长途，于是在日的外国人兴起了伪造电话卡的行业。据说起初是伊朗人提供了主要货源，但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逐渐被中国人占据了。一张面值和真卡相当的假卡，售价不过是真卡的几分之一，后来发展到十几分之一，通话时间却相等，立即成为外国人最流行的东西。虽然一旦被日本警察抓住，就会被遣送回国，可是公用电话遍布大街小巷，日本政府也不能每一处都派人看守，因此在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等着持假卡打国际长途的外国人排起了长队。后来，这种假卡每年给日本造成数以亿计日元的损失，终于导致了公用电话只能在投入硬币的情况下才可拨打国际长途电话。但那时好时光还没有过去。我向朋友介绍的正是一台既安全又便利的灰色公共电话，而且正巧，只有一个上海人在打，我们等了片刻就轮到了。
和国内亲人交流完毕，朋友很开心，走到高田马场大街上的一家时装店门前时，他突然拉住我，向我耳语道：“你也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吧！走，进去偷一件。”
我一愣。朋友的脸上笑容神秘：“没事！这种事我常干！”
当小偷？我虽然是个男人，但不妨碍我喜欢时装。从国内带来的几件衣服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大同小异，当我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看着身边的行人，常常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我确实想要一件新衣服。这家商店里的商品比较大众化，面向普通消费者。可是对于当时我那样一个穷光蛋来说，里面的任何一件衣物的价格都只能令我“望衣兴叹”。偷东西，尽管对我来说是没有过的经历，但此刻的我，有点心动了。在店里走了一圈后，我看中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红色羊毛衫，五千五百日元。
朋友知道我看中了这件衣服，于是小声说：“我帮你看着，赶快藏起来。”
我的心提到了喉咙，觉得嘴里发干，头脑中嗡嗡作响。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那店里一定会叫来警察，把我送进监狱。即使不是什么重大罪行，被遣送回国的命运一定是在所难免的。我来到日本才一个多月，学校的课程才开始入门，妻子很快就要来日，况且我还有继续发展深造的野心。如果仅仅因为这么一件衣服，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的话……我迟疑了。朋友催促我：“快点动手！”几秒钟后，我终于把心一横，任由贪欲驱使自己，将那件羊毛衫藏在夹克衫里，转身和朋友向外面走去。在商店门口，两名穿着套装的礼仪小姐朝我们鞠躬，笑着说：“多谢光临。”我无暇多想，沿着早稻田大街疾走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实在无法克服心理上的紧张。但是从朋友的架势来看，他应该是经常下手的。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两个月后，我打电话给他，始终没有人接听，以后我也无法与他联系。在我的旧的电话簿上，他的号码排在程颖之后的第二位，但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见到我时，眼睛里闪现出了惊奇的目光。
“啊！李君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那件衣服。
过了几天，我到机场去接妻子爱梅，虽然申请护照有所耽搁，她终于也来到了日本，我们分开一个多月，终于团聚了。我想，初踏上日本土地的她，跟我一个多月前的情形也差不多，她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瞪得老大，四处张望，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是新鲜的。我把她接到了我们六帖的小屋里，虽然两个人挤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她一点也没有抱怨的意思。她搂住了我的脖子，深深地吻了我：“多好，这是我们在日本的处女地。”望着她一脸兴奋的样子，我搂着她的丰满身躯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解开她的衣服，用长久以来的积蓄连番作战，她欢快地叫着，我想，可能声音有点大。以至于第二天，房东过来告诉我们，以后要安静一些，否则他要加收租金。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2)
爱梅是我的第二任妻子，虽然我当时还没到三十岁。1982年，我年纪轻轻就第一次结婚，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没有做好组成家庭生活的准备。于是，我背叛了妻子，同时也被妻子背叛，接着是越来越激烈争吵……1986年，我们离了婚。我的生命似乎是每时每刻离不开女人的，离婚之后，我很快又再婚，新的妻子就是爱梅。那时我也以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婚礼，没想到，到2002年为止，我一共结了四次婚。这些都是后话。
爱梅开始和我一起上学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读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日本教师都非常温和耐心，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异国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出谋划策。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随着功课的加深，我的学习渐渐显得很吃力，毕竟记忆力和精力都赶不上年轻人。虽然也一样地面对黑板，成绩就是那么平庸。但我和爱梅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学，当时我们的出勤率是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拼命地打工赚钱。在深圳的时候，爱梅和我住的是一栋花园洋房，我们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说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里。但是，到了日本，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过活，仿佛一瞬间又落入了地狱。爱梅难免有些抱怨，不时数落我两句：“放着花园洋房不住，偏偏到这个岛国熬穷日子，就为了学你的服装设计。唉，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爱梅并没有为此而冷落了我。当时我们都要打工，她给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而我则继续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间奔走。我打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会在饭馆那里得到一份免费午餐。爱梅没来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饿着干活，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爱梅来了以后，她天天都会在家做了早餐便当，然后风尘仆仆地给我送来，吃着她做的饭菜，望着她渐行渐远的俏丽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十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开了鼓励个人赴海外留学的政策。我和爱梅，都是这批中国留学潮的成员。
在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的热门产业。可是，这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捞到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为赚钱对象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类机构或个人主要就是操办留学中介。80年代后期，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时代，社会消费能力异常强劲，各行各业都一派繁荣，对劳动力也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简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于是，为那些渴望来日本的中国人开办的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泛滥成灾，专搞运送偷渡客的“蛇头”也大发横财。
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抵御力因人而异。一些本来抱着求学目的来到日本的正规的留学生当中，也有人逐渐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开始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落后于日本，现实中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始终压得中国留学生喘不过气来。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工，但涉及色情、赌博等行业是被禁止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还是有一大批学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再想回头或刹车就不那么容易，相反，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级里，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级时装，还化了妆来上课，谁都明白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最高的工资是搬家的每小时约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可以很轻易地拿到每小时三千日元。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库赌博机上做手脚，居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挣到几千万日元，这样的巨款的诱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范勇和陈海波说因为我妻子刚来，要为她接风。我本不愿让别人破费，但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他们的盛情难却，就和爱梅去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晚饭的地点是新宿的一家高级饭店。我曾在楼下仰望过，根本不敢奢望能到里面吃饭，因为楼下的菜单上仅一盘麻婆豆腐就要两千多日元，顶得上我两三个小时的工资。更令我震惊的是，范勇和陈海波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点了一桌子的好菜，我估计至少需要花费五六万日元。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学校虽然很平常的样子，但暗地里还是不同的。在爱梅去洗手间的空当，陈海波终于向我坦白，他们跟着一个叫小平哥的人在弹子赌场作弊，每天平均有二十来万的收入。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3)
“我们是好朋友。你要是有兴趣，过来一起干吧。” 陈海波说，“别给人擦屁股了。”
我没多想就婉言谢绝了，毕竟，我还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一会儿，爱梅回来了，他们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等到夜里回到我们简陋的住处，爱梅有些不满地说：“同样来了日本，人家怎么混得那么好啊？”我没做声。我想，这是我选择的生活，即使再苦再难，我也绝不后悔。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为何满足于做着每小时只有数百日元的体力劳动，为何我最终还是躲过了那些诱惑？人的一生是由许许多多幸运或不幸的事情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我没有陷入到旋涡中去，实在是一种福分——至少我现在还是这种心态。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
于是，来日本半年以后，我又开始在歌舞伎町里一家名叫“梦组合”的人妖俱乐部打工，以每小时八百日元的工资做招待员。这家店坐落于樱花大街与剧院广场大街之间的一座大楼的二层，至今依然在营业。
当时正赶上日语学校放暑假，我每天都在歌舞伎町转悠着，想找份更顺心的工作。我对那些“夜晚的工作”始终感到好奇，而“梦组合”就属于其中之一。
我当了几天的招待之后，对那些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人妖们不断重复表演的舞蹈更感兴趣。在火辣节奏和炫目灯光的交织中，穿着性感暴露的人妖们做出充满大胆挑逗意味的肢体动作。
不过，我觉得就舞蹈技艺而言，我绝不比这些靠跳大腿舞吃饭的人差，因为我从小就练习过舞蹈，而且几乎成为一名正规的专业芭蕾舞演员。在赴日之前，我在深圳待了六年的时间，是在一家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深圳虽然比不上东京的繁华，但众所周知，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又毗邻香港，深圳在中国已经是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夜生活也很充实。各大舞厅每晚都有演唱会，我的业余爱好也在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常常担任舞台上的伴舞，收益不菲。白天，我是贸易公司的一名工作认真的业务员，到了夜晚，换上华丽的服装，我在舞厅大展身姿，成为引起女孩们高声尖叫的舞蹈明星。
于是，我希望自己曾经的舞蹈天赋能在东京派上用场。
说干就干。我结结巴巴向老板叙述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经历，提出可否让我登台表演一下。留着小胡子的老板起初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于是，我当场给他来了个芭蕾式亮相——踮起脚尖原地一连转了三圈。他的脸上立即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下一场演出你上去试试，如果客人反响不错的话，工资给你涨到每小时一千日元。”
到了表演的时间了。
音乐轰然响起，一身黑色紧身西装的我与数名人妖开始表演“华丽”的舞蹈。这虽然是我在日本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但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仿佛又回到了深圳的舞台上。我只是跟随着节奏，随着施展着自己擅长的芭蕾舞姿，店堂里立刻响起了轰然的喝彩声，随后便一浪高过一浪。“太好了！太棒了！”“我爱你！让我抱抱——”欢呼声、淫笑声此起彼伏，顷刻之间，我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当一曲终了，我和伙伴们谢幕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夹住一张张面额一万的日元，向我伸来。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拿这些钱，只是向客人们投去笑脸。身旁的一个人妖好心地俯耳告诉我：“快收下吧！这是给你的小费。”经他这么说，我才伸手接过几张递到我面前的纸币，要不然就会被别的人妖从旁将我应得的奖励抢走了。
我来日本之后,每日都为生活疲于奔命。在这当口，久违了的舞台令我非常愉快，加上还意外地得了这么多小费，心情简直好极了。看来舞台依旧是我的挚爱。那晚回到家里，爱梅还没有睡，我拿出我赚的小费给她看，还特意在她面前做了几个芭蕾动作。她有些冷漠地问我：“干吗今天这么高兴？”
我说：“我现在多了一份工作，小费也很多。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的。”
“是吗？”她淡淡地笑了，“快睡吧。明天还上课打工呢。”那些天，她找了个在小作坊打包的工作，但是不久以后，随着作坊的一笔订货完成，临时雇来的人都被解聘了，她只好另找新的工作。
在“梦组合”打工的岁月里，我几乎成了那个二十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编者注）左右的店里的明星。每晚只要有我上场表演，气氛总是异常热烈。为了使我们的舞蹈看起来更富于观赏性，我和人妖商量，加入了一些新颖的动作，来观赏的客人更多了。当时，日本客人中间相互传说着，梦组合来了一个外国人，而且，会跳很专业的舞蹈。老板看我能为他带来这么多客人，宋遥Φ枚疾畹惚湫瘟恕?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4)
这正是泡沫经济时代的尾声。那些口袋里有足够零花钱的日本人,一到夜晚就频繁出入于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花起万元面额的钞票来，随意得就像是扔掉一张张擦过鼻涕的餐巾纸一般。
少年时，我曾有一个梦想，就是到北京去从事艺术。我十三岁那年报考当时的“中国五七艺术大学”（“五七艺大”是“文革”中江青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舞蹈学院等艺术类院校合并起来，成立的所谓“综合性的艺术大学”，江青自任校长）、总政、海政、广州战士歌舞团，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淘汰。
我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从舞台上注视着疯狂的观众席。
一位看上去非常温和的中年绅士，突然将领带缠到头上，站到了椅子上，高叫着：“干！干了！”然后仰脖将手里杯中的酒一气灌了下去。
“再来一杯！快！再来一杯！”他叫道，有侍者立即将他的酒杯斟满。
店里的女演员们——不,是人妖们,在一旁齐声拍手烘托着气氛。这位客人像喝水一样一杯杯灌下肚的，那可是一瓶价值高达三万日元的法国红酒。我被日本人的这种花钱如流水般的疯狂劲儿惊呆了，也奇怪他们从哪儿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要知道在当时,仅仅是这位客人在我们店里一晚所花费的金钱，足以在我中国的家乡湖南盖起一座小楼了。
在休息的间歇，我有时也和人妖聊天，彼此的日语都不算好，但连比带划的，大致能明白各自的意思。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在一些杂志上看过人妖的报道，心里难免对他们有种偏见。不过，经过和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发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他们来到异国表演，出卖劳动，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赚钱。我和几个来自泰国的人妖聊天，说起将来的理想，一个说他要攒够了钱去做变性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说因为喜欢吃海鲜，将来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海鲜餐厅。他们问起我的理想。我的答案是：“赚钱。”是的，赚钱！但是赚钱之后又怎么样呢？我发现自己还没想好。当然了，我和爱梅第二年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一个菲律宾人妖还会说几句发音不标准的中文，比如“你好”、“再见”。据他说，他在菲律宾读中学的时候有过华人同学。对于中国人，他似乎颇有好感，原因是在菲律宾的不少华人都是当地的客户。他说，当年这些中国人初到菲律宾也曾被当地人瞧不起，特别是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当地人大多嫌弃不愿去做，而中国人任劳任怨，渐渐就有了些积蓄，然后转做小生意。时间长了，中国人变成了老板，而笑话他们的菲律宾当地人依旧两手空空。我听了这话，心里也不免暗自鼓劲：其实，现在的我，何尝不是跟那些初到菲律宾的华人一样呢？只要肯吃苦耐劳，总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的。
一般来说，虽然“梦组合”的性质是有点色情意味，但并不涉及真正的色情交易，客人们大多也是很规矩的，可是偶尔也会发生些意外。有一天，一个客人喝多了酒，突然抓住了身旁的一位泰国人妖，嘴里发狂般地叫着，大力撕扯着那个人妖身上的短裙，把短裙撕破了还不罢手。我听不大懂他含混的言语，但还是和其他侍者上前把他按住。据说后来这家伙被罚了一笔钱，几乎被送交警局，其实他是想要看看那个人妖的乳房是不是假的，有没有男性生殖器等等。我回到后台，看到那个被羞辱的人妖坐在梳妆台前哭泣。有几个人妖在安慰他，但很快音乐就要播放了，他们都不得不继续上台，强颜欢笑。我心里多少有点为他们难过，我走到哭泣的人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说了句：“没事吧？”
他还在哭，用男人的声音。我掏出刚才赚的一万日元小费，塞到他的手里。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中充满感激，但又把钱还给我。我再次塞给他：“收下吧。买点你喜欢的化妆品。”我又加重了语气：“忘掉。忘掉。OK?”
他点点头，破涕为笑。
其实我和这些人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由于语言障碍和职业的性质，彼此间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我常常觉得，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是些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同路人，不能说相濡以沫，至少也应该相互关照吧。
后来，我辞掉这份工作，和这些人妖最后告别的时候，他们过来逐一和我拥抱，气氛弥漫着淡淡的伤感。那位被我劝慰过的人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电话，甚至还有他在泰国老家的电话。他叫我将来如果去泰国的话，一定和他联系。我答应了。
那天我走出大楼，回头看了看“梦组合”闪烁的霓虹，知道自己这一段生活经历结束了。我忽然觉得很充实，经过一段这样的生活，自己增长了见识，认识了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也在生命中体验到了一丝丝感动。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5)
当时，我除了上场表演之外，还得兼做招待工作，这就是我辞职而去的原因。那种无论何时都必须不断对客人点头哈腰的日本式的工作态度使我疲惫不堪，有时忍受着客人那种毫不掩饰的歧视，还必须得赔尽笑脸，实在是太累了。结果，我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坚决辞去了这份工作。同时我也知道，光靠自己的舞蹈本领就在歌舞伎町混饭吃，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辞去了舞厅的工作之后，日语学校的暑假还没有结束，我又开始每天在歌舞伎町徘徊着，想重新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像我这样，不断对工作有更高的“追求”，是留学生们的普遍经历。随便问一个来日本两三年以上的中国留学生，谁没有打过五六份工？谁没有搬过好几次家？没办法，生活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如此。
一天傍晚，当我正忍着饥饿，盲目地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将头上戴的棒球帽低低地压住眼帘，他正站在人行道中间，向过往行人手里发着什么东西。
他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不是那些拉客的，打扮土气。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随随便便走过去，手里立即被塞上他递过来的东西。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包纸巾。日本有很多商家将纸巾做成十几张的一个小包，在包上印自己的广告，然后雇人到车站或闹市街头免费发放。我在歌舞伎町走上一趟，假如来者不拒的话，能收到十五六包。这个又是什么广告？我把它翻过来，那一面印着一些令人费解的日语。
“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俱乐部！”
“歌舞伎町”的意思我当然知道，“第一家”的单词也知道，“俱乐部”的单词也明白，可这“相亲”的日语单词我立即翻开随身带着的小词典，查明了中文的意思。但这“相亲俱乐部”的真正含义我还是不能把握，难道是婚姻介绍所么？
事实上，我们学习的日语都是教科书上的正规说法，而生活中无法从书本上得知含义的单词、用法实在是不胜枚举。在国内动身前，我也学了一些“标准日本语”，但来日本才发现，那上面教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派上用场。即使在日语学校里学的东西，似乎也有和生活用语脱节的情况。别的不说，就拿在歌舞伎町遇到的许多招牌，课本上是不可能教授的，只有我们自己去理解揣摩。
在歌舞伎町，常常会冒出许多令日本人都难以理解的新词。比如说用日语片假名写着的“流行健康”几个字，在歌舞伎町，这个词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可很长时间我都弄不明白它的意思。日语的片假名大多直接采用了外来用语。“流行”我明白，我自己就非常喜欢流行的时装，“健康”，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词。但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从竖在店门口的广告牌上，大体可以猜到它有提供色情服务的含义。另外还有一些词语，诸如“同伴喝茶”、“SM喝茶”、“包间裸体”，都是怎么一回事？SM，我查了字典之后明白是性虐待的英文缩写，可又如何与喝茶联系在一起呢？还有一些店叫做粉红色沙龙，它们在宣传告示上写着“花瓣旋转，三千日元”的字样，又是什么意思？虽然我能凭借想象，大体知道这都是些性服务场所，但具体含义和区别还是无从知晓。
当时，拿到那个广告纸巾的我，不但不明白“相亲俱乐部”的具体含义，更无法理解上面的价目表。
“男性一千五百元，女性免费，饮料自由。”
由于这个广告看起来没什么色情嫌疑，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向老师请教。老师看了看，笑着回答说：“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店，我也无从知道。但这上面写着免费和提供不要钱的饮料，意思是明白的，即店里为了招揽更多的男客人进来，因而对女客人采取免费优惠。”也就是说，用免费吸引女客人进来，再以她们为诱饵，钓男客人进店消费？我记得当时我对这种商业手法感到很新奇。
几天后，我再次走到那个男人发纸巾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那个“相亲俱乐部”的名词，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的脑海里赶走。莫非我与它有什么缘分？这样想着，我决定去问个究竟。
“您好！请问你们这里需要打工的吗？”
我那蹩脚的日语一下子就暴露了我的外国人身份。这个男人把帽檐压得那么低，给人以神秘乃至冷酷的印象，但当他抬起头来，我看到的眼神是温和的。他慢慢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尽量将每个词说清：“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可能不要。不过，如果你愿意做我这样发广告纸巾的活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老板。”
这真的是一份好工作！只要站在大街上往行人手里发放纸巾，每小时就可以轻易地拿到一千日元。而且上班时间完全自由，自己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不管是早上还是深夜都没有关系。如果打这份工的话，就不用担心与学校的课程安排相冲突了。我惊呆了，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机会。我被引见给了老板，他是个满面红光的中年大胖子。我向老板深深地鞠了个躬—— 一个标准的日本式行礼——请他雇佣我。老板看了一遍我填写的履历书，点了点头。我幸运地当天就被录用了。这回我也摆脱了整天泡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里的那些苦差事。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6)
我在当天向佐藤和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辞职时，佐藤有点吃惊，他和我的关系处得不错，已经对我很信任，包括在忙的时候让我代他收钱记账。此外，我还是他讲解棒球比赛的唯一的“忠实”听众。他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么，我说“是”，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说了声“好”。接着，他委托我帮他介绍一个能代替我的帮工，要求是：“就像李君这样的。”我笑着答应下来。
情人旅馆的老太太对我辞职则抱以无所谓的态度。我又和老徐打了招呼。他问我新的工作是什么，而且问得不厌其烦。我有点烦了，所以当他问我每小时多少钱时，我胡乱编了个数字：“一千六。”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么多！你一定要帮忙介绍。”
我想自己之所以说出这个不着边际的数字，可能是虚荣心在作祟，也可能只是一个玩笑。但要我帮他介绍，这就成了一个难题。我的回答不那么干脆：“好吧。我试试看。”
“你别忘了，我可是一直很照顾你的。”他又说。
听到这里，我有些不快。照顾我？这从何说起？除了第一天向我介绍工作的基本内容，我可以感谢他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照顾的？恰恰相反，自从我来了之后，那些擦地、擦玻璃的活儿，我干了绝大部分，只是考虑到他比我年长，我才没有计较他站在一旁抽烟。
可他接下来的话更让我气愤：“你知道么？本来你干了两天后，老太太对你的表现不满意，想把你炒掉，是我帮你说话才让你留下来的。”
我压住怒气，笑呵呵地说：“是么？谢谢你。那我现在主动辞职，你就不用为我费心了。”
“瞧你说的。”他笑得有些不自然。
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两年后，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远远地看见他走过来，就一闪身进了旁边的游戏厅。我不想见到他，也不想听到他说我“不够意思”之类的指责。在我心里，那些人妖可以和我成为朋友，但他不能。
新的工作环境，简直就像天堂一般了。特别是能在自己喜欢的地带，想干多长时间就可以干多长时间，这一点让我体会到了那个词——自由——的可贵。我既能站在我所喜爱的歌舞伎町大街上，还能挣到钱。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美差！不过，爱梅对我的新工作倒是不以为然，有几次她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什么时候我们能搬到大一点的房间呢？”我踌躇满志地回答她：“很快！很快！”
由于我急于挣到更多的钱，一连几天，我都站在街上拼命发纸。方法很简单，我不久就找到了诀窍——那就是微笑。我始终保持着笑脸，态度好得就像把行人当做了上帝，即使被拒绝了，我也笑着说上一句“抱歉”。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一部合格的纸巾发放机器。
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大街上，脸上始终不忘微笑，眼见那些装着纸巾的纸箱一个个空了下去，老板一天比一天喜欢上我，越来越频繁地请我吃饭。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如此肥胖，他对吃有着旺盛不减的热情。坐在饭店里，看着他狼吞虎咽，简直就像我想象中的相扑运动员。我估计他脱光了衣服，系上一条兜裆带子，真的可以登上赛台了。吃喝之间，我也自然地跟他关系熟了起来，常常跟他谈谈自己的头疼事。
那些天里，我最头疼的是爱梅的工作。由于是女人，能做的事本来就不多，爱梅在国内时虽不是大家闺秀，但还算是能吃苦的人，但现在完全得低声下气地做些打包清洗的工作，实在是有些难为她了。所以等她被人辞退，心情自然变得不好，有时候还会把怨气都转移到我的身上。她看到学校里很多女生，只要有个中等的姿色，都开始从事在斯那库酒店陪酒的赚钱工作，心里也越发着急。她提出了也想去那样的店里打工的想法。一般斯那库的陪酒小姐只是同客人一起喝酒、聊天、唱歌，最多彼此拍打几下，没有过分的言行。最主要的是和客人聊天，有些客人会把在公司、家里、朋友那里都没法说出口的心事在此间倾诉，所以有的斯那库里面还清一色的都是见识丰富、善解人意的中年妇女。但是不管怎样，让自己的妻子去陪别人喝酒说笑，总是令我难以接受的，更何况我又不能时时在她身边，会发生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住。在她再次要求之下，我突然想到了自己打工的“相亲俱乐部”。这时我对这个店的经营多少已经有些了解了。所谓相亲，只不过是形容而已。说到底，这个俱乐部仅仅是都市里寂寞的男男女女们想找个陌生人聊天，谈得来的，可能会留下个电话，谈不拢的，起身就可以走开。如果她在这里，我也能比较方便地了解情况。
于是，我向老板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的妻子也来日本了，现在我们俩都在日语学校上学，生活很拮据。她现在没有工作，你能帮她介绍个轻松点的工作吗？”
来日本半年，虽然日语还不流利，但我已经能将一些简单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哪天把你老婆带来面试！”老板一边擦嘴一边说。
几天后，我把妻子领来和老板见面。在我眼里很漂亮的妻子当时就被采用了。
第二版（完） 明天续第三版《真武》新宿位于东京市的中心，东京最多的高层建筑、很多著名的大酒店都坐落在新宿。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中国等战胜国派宪兵对东京进行管制。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头些年里，很多国民党政府派驻东京的宪兵，用手里多余下来的口粮换成现钱，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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