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本对战争态度暧味的并不复杂。采用本尼迪克之“耻文化”概念十分有用。西方社会被她认为是“罪文化”，罪文化的基础就是绝对的道德观，一个人做了事，便要探讨这件事是道德上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同时割裂其他事件，对它单独加以判断。日本文化是“耻文化”，行为的道德正确或错误为次要，耻更重要。耻，便是在团体内之受到拒绝，在团体之内丧失地位和认同。这种道德系外在之道德观。
日本社会伦理传统的一个特点，即缺乏对普世的、恒久的价值观的兴趣，或者说这种价值观的地位在日本社会相对要较低，要屈从于其他价值，那就就是忠、和。
日本总不情愿道歉，文化根源主要是:
■ 对祖先之态度
日本尊从自然主义之神道，它是一种万物有灵原始宗教。日本人相信世间万物皆有灵、神，更相信所有人死后都可成神（就是他们说的”kami”），对神，日本人有一种自然之崇拜；其次，佛教传入后。则被本土化。许多日本人相信，人死后，不论生平所为，皆可成佛（与佛家正统哲学当然很不同），因此对死者颇有肃然起敬之味道。日本人尊敬死者，往往认为人，一死之后，便一了百了，过往之罪责，就不再追究，因为人既已死，再进行批判，是为不尊重：死已是人生之终结，一切都要划上句话。日本注重脉流、传统、对先人有自然的崇敬，一般不愿意对之批判或否定。种种原因，使日本社会同中国社会大相径庭：日本并无中国流行之盖棺定论说法：中国人很关注对一个死者的总结，给予伦理判断，而日本人不倾向于这么做。在日本历史上，对许多行为恶劣（如篡政、弑君之徒）都一般加以恭奉，对死者身后进行鞭尸，或者像中国这样对待秦桧者，可谓闻所未闻。
结合日本历史之一贯做法，将有罪之战犯也进行伺奉，也并不奇怪，未必都是军国主义之野心驱使。人死后皆成kami，无论功过，一般的加以供奉，在死人进行道德批判，要求绝对的道德观（即：他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几几开，等等），而日本之道德观系外在，并不重视这些问题。
因此，对战争全面否定和道歉，等于否定祖先，和日本人之习惯不符；在靖国神社移除战犯，又被认为是有不尊敬、触犯神灵、不让其安息之做法。
■ 耻
日本人荣誉观极重，可以说，荣誉观便是他们的道德观。在团体内害怕丧失荣誉，在国际社会也害怕丧失荣誉。
举一个例子，一个传统的日本教师绝对无法容忍学生对他在学术上之批评，也不能在教学中暴露出自己之无知，甚至不能承认教学错误。因为这会给自己带来耻辱，使自己丧失在团体中的地位和旁人的认同。因此，为了避免受耻辱，老师会掩盖自己的错误，或者拒绝承认；若被发现自己发现学术确实错误，那么他会感到极其耻辱，甚至会引咎辞职，要为自己负上责任。一但辞职，耻辱也能洗涮。这是十分传统的日本思维观念。
因此，日本不情愿在国际社会上对其他国家过公开明白的道歉，因此会为日本带来耻。
从事道歉的人也会自认为耻，一个首相因此承受压力：好首相似乎不应该为国家带来耻。强大的首相似乎也不该处在一个低声下气的姿态对别国道歉，被认为软弱。
为了避免耻的发生，日本人宁愿采用其他间接的方式进行补偿，如各种虽然语意不明确，带有暧味的政府公告；首相和政治家以非官方身份发布的带有道歉之意的言论；变相的赔款，如无偿经济援助或低/无息贷款。但是日本总害羞于进行直白的道歉。
日本从政府到民间散布的道歉信号（政府的间接，民间的更直接），中国等国并非完全不能了解。但中国亦有自己的打算，不断打历史牌（主要在江泽民时代），强调日本必须明确道歉，来和日本周旋，为自己取得优势。
■ 忠
日本社会是一个垂直性的、等级严密的家长制社会，虽然在战后走向民主，但此种制度文化仍然是社会组织和运转的方式。社会由无数的小金字塔组成。各个社会成员都是某个金字塔中的一员，对上忠诚。而所有金字塔又都联结在一起，过去金字塔之顶，便是天皇（今日，社会更呈向多元）。否定战争，全面道歉，乃系否定和批判对战争富有责任之天皇，是违背忠之大义。即使在日本民主社会的今天，这仍然是一个禁忌。
■ 和
日本人特别看待团体内的“和”，避免矛盾的发生，害怕对抗和表面化的冲突；日本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大家能相安无事；日本人习惯于遵从团体内的共识，而不露棱角：温和而随大流是值得肯定的品质。特立独行和攻乎异端则被视为是不好的。和集体一致，使大多日本人感到舒适。日本是这么一个团体社会，个人非常遵从团体，而个性则得到压抑，很少张扬（部分新生代年轻人除外）。
回避讨论战争和战争罪责（而非在良心上否定战争罪责——大多日本人知道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犯下重大罪行）是日本社会之一个共识。毕竟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愿意讨论自己民族的丑事。如果你到德国，会有一些文化方面的建议，就是避免讨论对犹太人的屠杀——德国人也会对此感到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和拒绝在良心上认错是两回事：它是一种耻。
日本社会任何大小团体，内中一旦形成一个共识，就较难发生改变。因为推动大的变革，需要有不一样的声音。而日本的社会性格并不鼓励这种声音。这也解释在日本任何变革都十分困难，尤其是难以指望自下而上发生的变革。日本经济今天走向困境，便是因为改革难以进行。西方日本学家认为，当代日本的制度文化是十分不利于变革的。
过去几次大的变革，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主要由倒幕后进入统治上层之下层武士精英推动），皆是自上而下。
日本社会右翼虽然为少数，影响十分有限，但绝大多数政治家和公众对战争采取回避态度，不愿正视，不愿公开讨论，比较消极，这种回避态度便是一种社会之默认共识。要推动社会上下集体讨论战争罪责，需要极大的能力，应说是一种观念和实践之大变革。
结合日本人之各种传统观念，要其深刻反思战争罪责确实有困难。
最后，日本毕竟是一小岛国，在世界文明列强上属于新秀，脱离中华文明圈亦不足几百年。不少传统之日本政治家（包括现在在台上的），多少有些心术偏激狭隘、不够豁达爽快大度、皮相思维，不能深究问题，缺乏大国之风度气派。不过，年轻一代更为国际化之日本知识分子和精英，则能十分国际化，更有世界公民的风范。
日本人希望将历史成为“历史”，而中国人和韩国人则不断提及日本这段历史，不希望它成为“历史”。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人会说，日本不正视历史，历史便永远不能成为历史。其实这只是一个索要道歉的逻辑。即便日本发布正式的官方道歉后，中国和韩国是否会让过去的历史成为“历史”呢，我看显然不会。历史牌马上会有新的打法。民间的情绪更不会平息。不过，胡温政权被分析为较江政权亲日得多、远要更务实，可能会推促进中日修好，而不会使之进一步恶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