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我们从小确实接受了不少有关抗战的教育，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人总是以“鬼子”的形象示人，黄军装、长军刀、皮靴子，嘴里喊着“统统杀了”，实在是面目可憎。这种从年少时被灌输的印象实在是难以忘怀的。记者认识的一位日本的教国际学的教授，他曾经带学生去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一些学生看了之后深受感触，写下了感想，说是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但也有日本大学生担忧地说：“在中国，学生们从小就被带到抗日战争博物馆参观，对日本的感情还能好起来吗？”这种担忧代表了众多日本人的想法。
中国与日本作为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两个国家，在政治与文化领域自然有许多互相难以理解之所在。其实从中国方面来说，抗战教育只不过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是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巩固上层建筑的一种必需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最正常不过的事。而且不管在任何时期，中国总是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很清楚地分开来。但日本固执地认为，抗战教育与反日教育无异，前不久他们还要求中国修改教科书中有关抗战的内容。这是中日间难以逾越的认识差异。
日本媒体说起中国民间的反日感情，确实有点危言耸听，产生很明显的负面影响，对中日民间感情的恶化起到了煽风点火、火上加油的作用。现阶段，中国的年轻一代，固然有反日的一群，但还有“哈日一族”，据说，日本的流行潮流，如音乐、服饰、饮食等总是很快地传到上海等中国的都市。哈日网站上全方位介绍日本大众文化，琳琅满目，让没到过日本的人大开眼界。
平心而论，中国的对日言论相对来说是自由的，至少与其他领域的问题相比，有关日本问题的讨论空间显得大多了。为何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出现强烈的对日不满情绪？这应该从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去寻找。90年代以来，中国一般民众特别是青年中的爱国主义言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自发性，无需政府动员；二是针对性，即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这与其说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不如说是受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反面教员教育的结果。
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也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唯物论，就是要从中国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出发，而不应以感情代替政策；坚持辩证法，就是要把广大日本民众与执政者区分开来，把一般执政者与少数右翼区分开来，争取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坚持大局观，就是要从同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着眼，把如何处理对日关系放在对外战略与国内稳定的全局来考虑。
当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内，归根到底是日本少数右翼组织及一部分右派政客挑起的。为了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防止中国周边地区的国际环境趋向恶化，中国要坚持“世界民众大团结”思想，更好地团结广大日本民众，驱散日本右翼“妖魔化”中国的迷雾，使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和平发展”的中国有个正确认识。
可以说，能否从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地正确处理对日关系，是对中国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应对同际形势与处理国际事务的执政能力的严格考验；是对中国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正确引导国内舆论与民众情绪、制定科学的周边外交政策的能力的一个严格考验。
二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民众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通过不断扩大相互交流与合作，继续谱写已延续两千多年、一度被日本侵略战争打断的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特别是1972年复交以来，中日两国民众各行各业的交流发展势头很好。中日两国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进行相互交流合作的时候或许不至于想到自己是在“创造中日关系的历史”，但是，千千万万日常交流的事实长期地日积月累，就构成了宏观的“两国民众共同创造中日关系历史”的过程。
来中国做生意的日本商人、来中国学习的日本年轻人、来中国进行交流的日本工程师、文化人、艺术家、来中国参加赛事或表演的日本运动员、来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律师、来中国北方植树的日木志愿者……他们就是“日本民众”，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就应该善待他们。同样，中国人到日本去交流，也理应受到日本民众的善待，比如中国的留日学生受到日本普通人的很多帮助。从中国人的角度说，中国善待到中国来经商、学习、交流、比赛的日本各行各业的人们，就是顺应邓小平所说的“中日两国民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和作为“无法搬开的邻国”的中日民众唯一正确的选择．来为创造中日关系历史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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