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9日晚，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在上马恩省的科隆贝双教堂镇逝世。3天后，人们在科隆贝教堂旁的小公墓里，为将军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葬礼。将军的葬礼非常俭朴，不吹号，也没有乐队奏哀乐，教堂举行弥撒时，没有讲话。将军的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教堂前，然后由科隆贝教堂村青年抬往墓穴。而棺木则是用350法郎（当时约合63美元）买的。谁也想象不到，戴高乐将军之薄葬，竟然俭朴到了如此地步。戴高乐将军的墓是以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长方形，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分线，分线左侧的石面上写着：“安妮·戴高乐，1928——1948”。（笔者注：即戴高乐将军的长女）右侧的石面上写着： “夏尔·戴高乐，1890——1970”。墓首有一个以同样的石头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仅占一席之地，而且是在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里。而那白色稍带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而就在这个小小的坟场中，却有不少墓是用大理石砌的，比戴高乐将军父女之墓，不知要豪华多少。
但是，法国人民却深深地铭记着戴高乐将军对法兰西民族的卓越贡献和丰功伟绩。就在科龙贝——双教堂为戴高乐将军举行葬礼的同时，巴黎有50多万群众冒着凄凄秋雨，自发涌上街头，在雄壮的《马赛曲》乐声中，迈着沉重凄怆的步伐，汇集到爱丽舍田园大街近旁的凯旋门广场，对戴高乐将军表示深切的哀悼。
戴高乐将军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他为法国政治带来了相当的稳定。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排除万难，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涛起伏的，最后一次参加公民投票后，就不再当总统了，退居科龙贝—一双教堂，一直到逝世。政府按规定对退职总统提供的费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给他的宅邸，他拒绝迁居；他靠自己的稿费度日，为了纪念早夭的女儿，他把自己大部分的钱捐做儿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后，戴高乐夫人住进天主教基金会办的养老院，不要政府津贴，不要儿女供养（除早亡的女儿外，戴高乐夫妇还有一子一女），不与外界往来，直到去世。
戴高乐将军有一句名言： “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他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还是一个不恋权、能上能下的人，一个严格按照国家宪法办事的人，一个不要特权的人，一个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因此，戴高乐嘱死后葬于偏僻乡间爱女墓穴（即跟其爱女葬于同一墓穴中。法国墓地的墓穴有一人一墓的，也有许多的家庭成员下葬在同一个基穴中，戴高乐家的墓穴即属后种。），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杰出政治家、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战士，他来得光明，去得清白，丰功伟绩，皎皎晚节，不仅是法兰西的自豪，也是人类的骄傲。而戴高乐将军非常俭朴的薄葬和极为普通的陵墓正是体现在他身上的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写照。
由戴高乐将军的薄葬和墓地让笔者联想到毛泽东主席的纪念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肯定还记得，毛泽东主席生前曾在死后遗体火化的倡议书上签过名的。但让人想不到的是，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的继承者却在天安门广场上修了一座豪华宫殿来保存他的遗体，供人们瞻仰。这座即使是八级地震也摧不毁的当代世界最巨大的纪念堂 据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介绍，南北长２６０米，东西宽２２０米，占地面积为５７２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３８６７平方米；主体建筑长宽各１０５。５米，高度为３３。６米；分为地下一层、地上一层；基座由枣红色花岗岩砌成，高４米，座上矗立着１７。５米高的４４根花岗岩廊柱，承托着熠熠生辉的金黄琉璃重檐屋顶。
从纪念堂正门（北门）入至北大厅。厅中央为３米高的汉白玉毛主席坐像，坐像后为长２３。７４米、宽６。６米用绒绣制成的《祖国大地》壁画，象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永远普照祖国大地。厅内有４根奶油色大理石方柱，天花板上装有１１０盏有机玻璃葵花灯，以“朵朵葵花向太阳”喻意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主席的无比热爱。正中为瞻仰厅，厅中的水晶棺内安放着毛主席的遗体，棺基为墨色花岗石，四周簇拥着鲜花，棺边镶嵌着金色的党徽、国徽、军徽和毛泽东的生卒年月日期。正面的汉白玉墙上镶有“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１７个鎏金隶书大字。 在纪念堂的南、北入口处，各矗立着两组高８。７米的大型群雕，四组雕塑共有６２个人物。纪念堂四周植有油松、雪松、松柏、白皮松及草坪和花坛。在万绿丛中，纪念堂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纪念堂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４日奠基动工，在施工期间，北京市有上百万群众自愿到工地参加劳动。翻翻当年的报纸，有多少对它整版的报道，赞美它如何壮丽辉煌，如何庄严肃穆，是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一座伟大建筑。然而，当1977年夏天某一个清晨，它四周木板隔墙撤去时，围观的人们却都迷惑地眯起了双眼。当然，没有人敢对它说不好，但又不知说点什么才好，流过心底的是一串长长的惆怅。因为就在这座占地 5.74公顷庞然大物身后的前门大栅栏一带，每公顷土地平均要塞进七百多个居民，每人的住房面积刚刚达到三平方米。多少年后，当这一代北京人已经去见毛主席，新一代北京人站在它面前时，会对它说些什么呢？而它又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戴高乐将军与毛泽东主席同为当代伟人，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伟大政治家，一个是无产阶级的英明领袖，两人都对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丰功大业。但两国办理两位伟人后事的风格、规模和价值取向却迥然不同，相差不啻云泥。那么，究竟谁的做法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更有意义呢？这是颇值得当代人特别是那些身居庙堂之高者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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