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连载之一
2004年 10月15日
　　为什么中国足球总踢不过韩国？
　　为什么rib政府向韩国道歉而不向中国道歉？
　　为什么韩国人不坐外国车而中国人热爱外国车？
　　为什么小小的韩国能掀起"韩流"，淹没东亚特别是中国数亿家庭的电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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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作者 ：张宏杰
　　韩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必须特别重视韩国，因为韩国是在与中国几乎完全一样的土壤上取得的成功。《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从国民性、教育、农民问题等各种角度比较中，探讨了中韩两国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以期引起国人的反思。其中《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等篇什在网上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该书属于"修正文库"的"解构中国系列丛书"之一种。该系列丛书旨在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难题。
　　为什么中国足球总踢不过韩国？
　　为什么rib政府向韩国道歉而不向中国道歉？
　　为什么韩国人不坐外国车而中国人热爱外国车？
　　为什么小小的韩国能掀起"韩流"，淹没东亚特别是中国数亿家庭的电视频道？
　　中韩两国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为什么韩国的发展比中国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随着中国人对韩国越来越熟悉，中国人对韩国人的问号也越来越多。＜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解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张宏杰认为，韩国人和中国人秉性上确实有不同之处。由于历史和地理、气候原因，韩国人和中国人性格一刚一柔。文化的发达和烂熟，使中国人过于圆滑和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质朴本性。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另一个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作者认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因素。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这就象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于是，中国政治家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如果仅仅得出这些结论，那么，这本书不过是重复了"民族性"、"劣根性"的老调。让我们意外的是，作者敏捷地从这些分析中跳出来，指出，民族性格的不同，并不是造成中韩两国社会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近几十年中韩两国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同，进一步造成了两国国民性格的不同。
　　作者认为，百多年来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指责，其实是一种误解。并不是只有中国人酷爱随地吐痰。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
　　在六十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韩国人自已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缺乏独立精神、懒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他号召韩国人改造国民性。而在几十年后，韩国人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通过观察韩国人国民性的变化，作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这和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
　　所以，作者把"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作者说，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到置。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只有象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连载之二
2004年 10月15日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不堪一击；另一件是rib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rib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４０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余年后的１９４９年才摆脱
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rib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向rib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rib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rib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rib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rib一切已足。"１９０７年，出使rib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 "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rib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rib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rib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rib名字，穿上了rib人裁制的西服，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rib一样强大。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介绍rib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rib学习的书籍连篇累牍，rib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rib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rib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学习一切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rib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是不可取的。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rib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rib，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rib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rib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rib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地与之战斗的敌人中，rib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则说得很直接："rib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事实上，rib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历史上rib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rib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rib由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rib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将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rib人》）。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rib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rib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rib人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rib人更重视效忠集体。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rib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rib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
　　rib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为小。rib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解放前的旧中国像一个衰弱的老人，被压覆在沉重的旧观念之下，禁锢在僵化的专制政体枷锁之中，依靠腐败、疲塌的官僚队伍，牵曳着小农经济的庞大人群，艰难跋涉在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
古代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学习
　　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曾长期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它曾经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也像宋朝太祖赵匡胤一样，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与其说是选择官员，不如说是选拔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中举者擅长的只是四书五经中的道德教条，这些伦理教条对社会发展无益，对统治阶级却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１６世纪rib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朝鲜半岛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倔强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是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国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古代朝鲜统治集团在"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作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半岛社会存在着许多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文化基因，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观察韩国如何摈弃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它的经验，知道它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rib的某些中国游客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
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rib，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边境对面的中国城镇大为羡慕。"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坏，竟想立刻转身回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原来，他受不了先进的中国与落后的朝鲜的巨大反差。他怕自己再继续前行，会更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天下之东尽头"，再往前，让他惊讶的东西会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 亦精丽如画。"
　　恐怕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用"精丽如画"这个词来形容"柴堆粪 "吧。
　　住在小镇上，他抓紧时间出门游览，结论是这个小镇"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比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匾，所居物皆内地奇货"。
　　这个敏锐观察者的结论是中国处处完美，几乎每一点都比当时的朝鲜半岛优秀。在当代知识分子看来到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清代在他看来却是"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他认为朝鲜必须迅速全面地学习中国，才能改变落后面貌。
　　而１１３年之后的１８９３年，中国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之中，在列强的凌辱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此时比起朝鲜半岛，仍然领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
　　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当时的朝鲜半岛还实行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１９６１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比中国还要穷。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
　　韩国的觉醒和当初rib人的崛起一样令人震惊。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８０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８３美元增加到１５５３美元。这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使韩国一跃跨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造船、汽车、电子、化纤等工业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并显示出惊人的竞争力。１９８８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１９９１年，韩国国民总产值跃居"东亚四小龙"之首，人均ＧＮＰ超过６０００美元。尽管当时韩国的人均ＧＮＰ低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但它在产业结构多样化方面要远为成功，其工业化的程度也更深。在一些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上，韩国已成为美国和rib的强劲的竞争对手。韩国被誉为"第二个rib"。
　　１９９５年，韩国人均ＧＮＰ达到了１００３７美元，韩国人提前实现了过万美元的目标。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１１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２０１０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２００多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溷"，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而当代中国人开始赞美韩国的厕所：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仅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从来没有见过收费的厕所，但所有的公厕都提供卫生纸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合的厕所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人家那儿把厕所叫作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儿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画目描眉。"（引自网文）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古代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rib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rib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rib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使人们不得不被诱惑于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就是促使我研究韩国并写作这一系列与韩国有关的文章的最初动力。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韩国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韩国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较为彻底地接受了现代制度，二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民族的精神传统。在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计划经济手段，群众运动方式，号召"以国为家"的献身精神......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秘密。鉴于
变革前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同质性，我们不难想到，韩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样能做到。
　　自１９７８年的２５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诸多的问题。相比之下，韩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也出现一些问题，但较之中国变革显得更迅速，更顺利，也更成功一些。
　　具体说到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我们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关键领域采取的措施与韩国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一边发展，一边不断破坏着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众所周知，我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１９４５年，韩国的文盲率为７８％，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５１年后的１９９６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３７％，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５％，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rib，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２００１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５２％，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些地区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定的急功近利思想。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我国在处理发展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时，则应对更为从容，手段相对韩国更为稳健，更为温和，但有时也容易造成一些问题的逐渐积累，甚至积重难返。比如三农问题，治理腐败和金融改革。
　　以农村问题为例。到２００２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３∶１，升高至３．１∶１，远高于多数国家的１．５∶１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这种严重状况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摸索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１９６２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７１％，到１９７０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６１％。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一言以蔽之，"新村运动"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８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４％上升到３８％。
　　国家投资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１４．６％，而农户则为３．５％；而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４．６％，而农户为９．５％。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
　　韩国在治理腐败、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金融危机等方面同样表现了韩国人果断刚毅的特点。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则一定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失范。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除中国外惟一现在还有人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中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国家规定得一个月后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韩国的银行里就天天排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们。这里面有刚刚结婚的夫妇，也有失业的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寺庙里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到住宅银行，把坎肩上的金钮扣拆下来，交给营业员，以表自己的微薄心愿。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被大人抱来，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金项圈，这本是长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当下的中国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意识缺失。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口号和做法已经过时了，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也只剩下了碎砖片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物质主义"，"金钱崇拜"。
　　在繁华的大街上，一个突然发病者倒在路中央呻吟，无数的过往者连看都不看一眼，没有人伸出援手。在公共场所，小偷当着旁观者的面，肆无忌惮地拉开前面行走者的包。一个
轻生者站在楼顶，众多兴高采烈的观众在下面喊：跳啊！快点跳啊！一个罪犯可以仗着酒兴，在路边公然强奸少女，听任身边人来人往......这样令人发指的新闻出现在报章之上，已经让人十分震惊，见怪不怪。家庭成员间缺乏彼此的关心照顾，也缺乏对家庭的忠诚。这样的国家能真正兴旺发达吗？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韩国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是拿韩国的九个指头来和中国的一个指头比较。所以，这本书缺乏对中国另外九个指头的展示和肯定。并且，这种比较注定是有失全面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偏颇的。然而，我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点，要请许多人宽容和谅解。另外，由于作者学术基础、研究范围和写作时间的限制，这本书注定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性的急就章，而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这里面有许多现炒现卖，有许多被我倒卖的二手货，如果您想读到有关韩国社会发展经验的真知灼见，还要去寻找那些有深度的学术著作。我的这本小书旨在引起您的兴趣。在发挥了它的作用后您可以将它信手扔掉，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连载之三
2004年 10月15日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糟蹋的。我们的性格里缺乏某些庄严气质......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糟蹋的。我们的性格里缺乏某些庄严气质。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大家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它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几百年前，曾经有人争夺过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rib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１９４５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作"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rib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拴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伪满洲国硬币作划挡。
　　话题从rib人身上蔓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rib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rib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rib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闲话儿"，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rib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rib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rib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现在rib人又回来了，但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人就点头，更关键的，他们的文件包里装着支票。有些rib人还不承认战争罪行，经常说几句怪话，弄点事端。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子发明的，叫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像水。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rib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rib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rib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词的反应措施。
　　前年４月，rib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韩国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rib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４０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rib文化和rib商品。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rib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rib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rib队，输给rib队，全体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rib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rib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上一次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在韩国国内电脑网"千里眼"中的"大家谈"栏目中，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
　　"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rib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rib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rib人。"
　　这真是一个个性倔强的民族。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１９４５年前rib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精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
　　而在韩国，这个做了３０多年rib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都被韩国人拆了，就像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地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
　韩国原是东亚各国中的小兄弟。几千年来它就默默无闻地依偎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不声不响，很容易被人忽略。
　　是啊，乍一看去，这个小国没什么特点，平庸而不显眼。由于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力，这个小国被熏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它的独特之处被相似淹没了。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就是在今天，韩国已废除汉字，但是韩国
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现代"集团等的正式名称，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的民族服装，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韩国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袭中国传统。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在韩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
　　可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却掩盖了中韩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漫长的过去，山高水长交通不便阻碍了人们发现这一差异。中国典籍中对朝鲜的记载不多，历代为数不多的造访过朝鲜的中国人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国的贫弱。
　　清光绪年间，聂士成在他访朝后的笔记《东游纪程》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
　　"朝鲜民居，大都四合房屋，进门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
　　"（茂山）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
　　"朝鲜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
　　清朝末年，天朝大国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最后剩下一个朝鲜又被rib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把朝鲜收为中国的一个省，置于中国的完全保护之下，以绝日人之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孱弱的民族。
　　且不说这样的设想是多么缺乏现代外交常识，多么缺乏战略可行性。通过这个想法，就可以看出，"天朝"的人们对这个民族是多么缺乏了解，对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缺乏深刻的认识。在中华帝国最为强大的隋唐盛世，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举国之兵东征朝鲜，结果都在这个海东小国的边城之下惨败而归。李鸿章好像忘了这一点，rib人也忘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不会被征服的民族。
　　而现在，韩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让世界重新认识他们。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
　　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数十年来，我们在这项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进步始
终就是那样若有若无。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１１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退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么原因呢？体能？技术？战术？
　　开始抓体能，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能测试，韩国人跑不死，我们也能跑不死。可还是不管用。
　　至于技术，连韩国人都承认中国队员的技术并不比他们差。
　　战术上从稳守反击到攻守平衡再到压出去打，阵形从３５２到４４２再到４５１，同样不好使。
　　几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世界上最贵的教练也请了，中国队似乎有了些进步。毕竟，进了世界杯了。可是，和日韩的表现相比，我们的进步黯然无光。虽然倾尽全力，也能打出些像样的配合，也能在某些局部形成优势。可是，每场比赛，总是要一不留神几下，总是要失误几回。保持９０分钟的注意力，似乎是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差哪儿呢？听听那个富态的韩国老头崔殷泽的解释吧，对中国和韩国足球都有比较深的感受的这位前韩国国家队教练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这位韩国老头对此感慨良多。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们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他们是职业球员不假，可中国的职业球员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
　　就像这个韩国老头一样，所有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好像都有点不通达，不世故，有点天真。
　　相比之下，韩国人显得太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叫真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性格，有这样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舒服。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不也照样输过球吗？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
　　就是因此，这个人口仅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一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败中国队。
　　不仅仅是足球。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奥运会、冬奥会乃至各项锦标赛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它也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韩国选手的韧劲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常常会给他们的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亚洲，在几乎所有体育项目上，这个国民身体素质并不突出的小国却都能和中国相抗衡。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６０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rib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rib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这位韩国总统并不是依靠自己手中的巨大权力而信口开河，按照韩国的传统，总统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家长，他是以家长的身份，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这番话的。
　　我们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得为足球这样一种游戏这样小题大做吗？脑子里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哪儿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事实上，这位总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rib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儿，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能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这个民族的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年轻而热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
　　摆脱了rib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１９６７年，乍一听说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在了解到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后竟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蜡烛点着。２０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形象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９２美元
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的。渐渐地，现代、大宇开始奔跑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南韩料的服装陈列在店铺商场，韩国料理的彩色灯饰广告也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夜空闪烁。韩国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在了中国的前头。
　　现在，中国也正在满腔热情地奔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现代化几乎等同于一次进化，从猿到人的那种。然而，在我们身边，现代化却似乎意味着从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墙黑瓦的小镇，福建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意味着餐桌上的稀饭小菜和茶换成麦当劳，汉堡包，可口可乐和甜腻腻的冰淇淋......
　　当思绪缠绕在"中国"这个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综合载体上时，我们总是要陷入迷惑。这个民族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在不远的过去，它曾像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它似乎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它有意无意地总在尽量抹去，就像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曾经被无声无息地废弃被拆毁；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像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已不配登上大雅之堂。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沧桑的民族应有的做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我国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正越来越多地得以提倡、保护和发扬。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感动。
　　中国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令他惊讶的情景。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中秋与端午、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国极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在世之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长子顺序为祖先献酒荐饭，时间和在世之人吃饭所用时间相当，长达一个多小时。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礼仪专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的一些书院举行传统的祭享时，都请他去指导。在那一天，他头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挥若定。韩国学生在他的指挥下，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里的学生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这里来学习的，各个专业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汉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来学古代典籍，他说："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极其复杂，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这些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之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他的文化生态往往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丛丛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是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韩国人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出于文化叛逆心态的哗众取宠。这些韩国文化人的举动是因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于他们性格中的天真质朴和坐言立行执著不移的行事作风。在参天大厦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触角四处蔓延的背景下，他们的坚持有着一种尊贵的意味。
　　在电视屏幕上看到rib天皇访问英国的新闻片断，在欢迎仪式上，主人用古老的四轮马
车载着来自东方的客人，皇家卫兵穿着传统的英格兰军服。白金汉宫门前的换防仪式，几百年来保持不变。印度人在外交仪式上用自己独特的象群来欢迎客人，韩国人和rib人在传统节日都穿民族服装，印尼人出现在外交场合总是戴着那种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国家来访，他们大抵都穿着那种看似古怪的袍子......也许这些非洲人平时在自己的国家并不穿这些东西，可是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却非要庄重地穿上不可，这里面，无非是要表现那么一种精神。
　　已故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点精神的。
　　韩国存有古风。韩国人崇尚传统的道义文化，而所谓的道义文化的内容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和节气。中国社会曾是最提倡忠义节气的，但是很久以来，忠义节气似乎就已是改朝换代时个别孤臣义士血淋淋的专利，是对普通大众之浑浑噩噩的极端反弹，或者是评书演义中的故事传说，再或者退化成流氓无赖们酒桌上虚张声势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觉自愿地抛弃这种漂亮但是不实用的的精神装饰品，一心一意为了那点口粮而投入全部努力。我总觉得，也许是中国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苦难太多，虚伪太多，欺骗太多。像一张
纸，经过的揉搓太多，已经不再如当初的洁白挺括；像一条河，经历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渐渐辨不出原来的颜色。
　　写到这里，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文中说：
　　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迈刚烈，特别像一个真正的人，便疑心东方文化曾有一种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这人格的特点之一是：自尊，知耻，忘我，利他。
　　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提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人的表现，最后他问：
　　莫非春秋精神已然东渐乎？
　　并非东渐，而是这种精神曾为中韩两国人民所共有，而在长白山南的几千年相对封闭的三千里清洁质朴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连载之四
2004年 10月15日
　　当场上的比赛是在中韩两队之间进行时，你不免就有一种担心。即使是在中国队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你仍然不能挥去心头不祥的预感。一个屡试不爽的预测是，中国队在最后几分钟被对手翻盘......
　　当场上的比赛是在中韩两队之间进行时，你不免就有一种担心。即使是在中国队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你仍然不能挥去心头不祥的预感。一个屡试不爽的预测是，中国队在最后几分钟被对手翻盘。
　　在无数次中韩对抗中，中国足球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耻辱的"黑色三分钟"。
　　２００２年女排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史无前例被韩国队挡在四强之外。每一局都是在最后几分的争夺中被韩国队反超。
　　丰田杯围棋赛，２０多岁的王磊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５０岁的曹薰铉用乱战拖垮......
　　奇怪的是，同样的错误被一次次重复，简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２００２年釜山亚运会男篮比赛的前一天，《体坛周报》已经把金牌记到了总奖牌榜上。第二天的比赛中，中国队一路领先，因为太没悬念了，我在最后几分钟里离开了电视机。然后，在随后的体育新闻里，我听到了中国队在最后５２秒被韩国击败的消息。
　　又是败在最后。
　　你不能不承认，中韩运动员之间存在着差别。虽然他们都长着同样的面孔。
　　可以说，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韩国是与中国最相似的国度。
　　然而，两国人在许多方面的表现，却又是相当不同。
　　韩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还遍地秃山，现在全部都已绿化。在韩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韩国人高度重视环保，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人像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
　　在中国旅游，沿铁路公路你会看到一条白色垃圾带，塑料袋快餐盒迤逦不绝。中国北方道路两边，秃山多于青山。
　　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由６０％已经下降到了３０％。中国草原三分之一都已退化，并仍以每年两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发展。全国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一万平方公里，沙漠以每年２４６０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可是在中华环保基金会的调查中，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环境保护，近三分之一的人认识不到我国的环境问题。
　　中国曾把"四书五经"、"忠孝仁义"当作封建糟粕，把建祠堂修家谱祭祀祖宗当作封建迷信活动，各地孔庙大多在"文革"中被砸毁，传统典籍被束之高阁。韩国的孔庙大部分还完好，韩国一些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中国曾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电影电视风靡中国。《铁达尼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电影票价的历史纪录，这部电影比任何一部影片赚的钱都多。然而当时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铁达尼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３００万韩国人看这部电影，那么韩国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电影学家还分析说："韩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好莱坞和欧洲片，他们对本国影片更为偏好。"
　　中国人从小教育孩子不要吃亏。在中国的大学食堂，打饭时学生们总是挤作一团。然而留学韩国的中国人却发现，韩国学生自动排队，饭票都是自己扔在盒子里，无人监视。到韩国生活的中国人发现，韩国公园里陌生的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分给对方一些正在吃的零食，"初来时我有点不习惯，不敢让孩子接受。时间长了，我也慢慢教育自己的孩子分一些零食给其他小朋友吃。"
　　足球就不用比较了，可以对比一下球迷。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的表现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场上服装统一，用具统一，口号统一，数万人掀起红色巨浪，高呼"大韩民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球迷人数也不少，可是都是四五十人各自为战，从服装到口号，五花八门，形不成合力，只感到杂乱。比完赛，韩国球迷都要收拾好身边的杂物再走。可是中国球迷所到之处，垃圾遍地，其中竟有许许多多的小五星红旗！
　　一个玻利维亚籍华人在网上发了一张帖子，说他在这个南美国家屡遭歧视。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是rib人，他们会肃然起敬；如果你是韩国人，他们也会和你套套近乎，说韩国货不错。可是你要是说你是中国人，他们立刻会换上一副嘲讽的表情，怪声怪气地喊：ＰＯＬＬＯＲＥＣＯ（即："鸡好吃"——因为华人在这里开餐馆叫卖烤鸡的多）。原因是近年来偷渡到此地的华人日益增多，"五花八门的失身份、伤国体的事出了许多"。
　　这个帖子让我深受刺激。我听说过发达国家歧视我们，把我们当成《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那些留着辫子的"清国人"，可是头一回知道原来还有第三世界小国国民也一样看不起中国人！
　　从那以后我开始稍为注意此类信息，结果屡屡让人震惊。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半年的中国学生在文章里说："问十个中国人，有九个知道美国总统是谁，而问十个美国人，也许会有一个勉强知道中国主席是谁。"
　　一个西方国家在《中国旅游指南》中告诫旅游者，中国人有如下不同："一、缺乏公共道德，如随地乱扔东西，买票购物不排队；二、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规则；三、服务态度差，上班聊天......"
　　不再举例了，例子不胜枚举，再举下去会有更多让人无法忍受的说法和词汇。我终于明白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是旅游者面对镜头或者话筒的滔滔不绝的友善之词，也并不完全是对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连篇累牍的由衷赞美。
　　当然，上述所引抑或仅仅是一种偏见，仅仅是部分外国人的说法，因为他们接触到的仅仅是部分中国人。对于这些歧视和偏见，我们有理由义愤填膺，有理由痛加驳斥，也有理由找出各种原因加以解释。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一笑置之或者不屑一顾。我们不应该只搜集外国人的溢美之词而听而不闻他们的刺耳语言。那些偏见偏激甚至恶毒，然而即使是谩骂也不会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反思一下这些话语，也许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给其他国家的印象，更有利于准确地认识自己，也更有利于我们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进。
　　我们这个民族自身是否有着较为严重的缺点，只要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一目了然：
　　走遍国内的大小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办证"广告。几乎是中国城市每条街每面墙上都堂而皇之地公布着造假者的联系方式。在世界各国中，这应该是独一无二的风景了。
　　我们痛恨歧视，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反思我们为什么被歧视。因为，仅仅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翻开《春秋列国传》，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
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筑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创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法，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奴隶，变成了劳工，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取消了民众的自尊和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残，人的尊严大打折扣，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开始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
　　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嬉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和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大一统之后的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
　　秦汉以降，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人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稚拙单纯。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人格的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然而，多灾多难是这片土地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我们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国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rib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古代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五代十国两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５４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的，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退，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都会有人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尽管这是极为少数的民族败类。
　　然而更大的惊诧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天朝子民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曾经臣服于中原王朝，嗜食腥膻的游牧"蛮族"。对于中原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蒙古铁骑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贵族暴政。满洲人南下，汉族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辫子，作"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当然要受损。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草根民众的抗争也风起云涌。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谁又能说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纯属历史偶然呢？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一千三百年间中国政治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一千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蜕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捡，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得皇位后，把敌人的女儿们送到妓院去当妓女。有一天，太监禀报他说，这些妓女们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哈哈大笑，说道：
　　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明朝后期，太监魏忠贤在朝廷畸形的权力变迁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运的人。这个赌博喝酒之外一无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搅得天昏地暗，然而却有无数翰林进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门下，做他的干儿子。
　　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生物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先人们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在中国历史的官场上有一条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场里注定混不下去，贪官却能如鱼得水。 所以一些人不认真，差不多就行。中国人讲究中庸，圆通。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许多场合如鱼得水吃得开。
　　一些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是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
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好面子的项羽和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我们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我们不太容易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皇帝总怀疑功臣们要夺取皇位，所以必须杀了他们才能放心。连最仁慈的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门杀了自己的兄弟之后，还毫不手软地把他们的儿子们也都杀光。
　　所以我们缺乏合作能力。朋友合伙做生意，最后会因为钱而成为仇人，因为谁都怀疑对方多吃多占；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满了勾心斗角小肚鸡肠。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过去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做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人们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同样的人们却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在来到中国前，西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伏尔泰说，中国人"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应该置中国于所有民族之上"。凭借流传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由贤明的皇帝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人们彬彬有礼，道德高尚。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中国城
市肮脏污秽，看到普通的中国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文明和有教养。那些殖民者立刻趾高气扬起来，在书中任意丑化中国人，说他们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３０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 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和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国人公认的旗手鲁迅在１９２５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 "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国民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包括早期的毛泽东，他也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的一位伟大的斗士。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
　　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
　　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
　　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然而，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欣慰。梁启超临死时看到的中国，比他出生时更令人失望。鲁迅则是带着对改造国民性的灰心绝望去世。而现代史上对国民性的改造，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空前发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中国遇到的核心性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和民族性的相关：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贪渎习惯，公德缺乏，内耗争斗......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骄人，虽然中国日新月异，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现代化"，但有些报道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据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１日《齐鲁晚报》消息，某县一包工头李某开着小货车将一老者撞成重伤。李某下车把老人扔进沟中，任其死去，而车上１０名民工对此竟无动于衷。《生活日报》报道，９月２日，湖南浏阳一１６岁少年在网吧被５少年乱刀砍死，在整个砍杀过程中，旁观的数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样投入，居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沈阳人并不恨这些贪官，他们认为拿钱办事的贪官比不办事的还是要好一些。"他们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还不算特别贪，在官员里尚属比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枪口"。
　　当这样的消息经常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当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当年谈到的"看客心理"。现在的看客们，居然比鲁迅当年批评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观地评价当下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我们不知道假如鲁迅先生在世会做出怎样的评价，会不会再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所以，才有了报纸杂志上痛到绝望的批评，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看法。
　　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这样一个错误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过滤性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在青海的龙羊峡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游黄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黄河仍然清澈见底，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黄河也有过少年一样的清纯。只不过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贫瘠，汇入的支流越多，终于混浊不堪，成了举世闻名的浊流。中华民族也如它的象征物黄河一样，漫长的历史使它憔悴，许多东西不再纯洁。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遐想：是韩国人截取了一脉黄河上游之水，注入了汉江。由于水短流
急，地处偏僻，使汉江大部分水流保持着清澈碧绿，直到临入海才有一点轻微污染......和韩国人有段接触之后，你会觉得，韩国人身上有着中国春秋时代人物的气质，他们单纯，直爽，刚强，轻生重义，他们的本性没有受太多污染。
　　朝鲜半岛历史的源头与中国密切难分。
　　据《史记》记载，殷纣王昏庸无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气之下，远走朝鲜，建立国家。
　　在《汉书》中也这样写道：秦汉更迭时期，数万名燕人避战乱进入朝鲜。其中一个叫卫满的燕人头目赶走了箕子的后代，建立了卫氏朝鲜。
　　汉朝征服朝鲜，把朝鲜变成了汉朝的四个郡。
　　汉朝灭亡，三国争雄，朝鲜渐渐脱离中国，获得独立。不过，朝鲜与历代中国中央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唐朝时期，许多朝鲜读书人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在中国当官。宋元时期，朱熹理学在中国流行，朝鲜也把朱子学说作为本国人的道德准绳。明朝中国出现了大儒王阳明，朝鲜读书人也开始研究阳明学。
　　同质的社会，相近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朝鲜国王很好地学习了中国皇帝的统治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专制统治比中国还要严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无故不许外出，要出门百里就要开通行证。而朝鲜干脆给所有老百姓都挂上胸牌，上边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朝鲜一样实行科举制，一样表彰"节妇"，"烈女"，官员一样贪污腐化，读书人一样保守顽固......
　　尹保云在《韩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这样描述古代朝鲜社会：
　　"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广大人民一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同旧中国的广大人口一样，他们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老百姓习惯给官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多方谋求通融。官员们习惯于吃喝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也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
　　仅仅读这一段描写，你能分出它是中国还是韩国吗？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微妙的不同。
　　韩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刚一柔。
　　中国国土广袤，气候变化很大，东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万种差别。千百年来，由于不断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平，随遇而安的统一性格。
　　朝鲜半岛面积狭小，只相当于中国一省，地理环境比中国还要封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由于地理接壤，朝鲜人的性格气质与中国东北人相近，都是粗朴豪爽，刚强不屈，并且由于半岛和山区的封闭性，朝鲜人形成了特有的固执坚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故，有过很多次的逆来顺受。所以，中国人经验丰富，深通妥协的智慧，善于随机应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朝鲜半岛自古与外界交往不多，历史简单得一张纸就可以写尽，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许多单纯朴直的上古遗风，血液里还保存着若干远古时代挣扎求生的骠悍野性。
　　从汉末到清末的两千年间，朝鲜半岛屡遭外族入侵，但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异族的直接统治。他们在危险和挑战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抗争，并且总是从自己的倔强刚强中得到回报。公元６１２年，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率领"水陆两部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浩浩荡荡远征朝鲜。这个数字几乎和当时的朝鲜全国人口差不多了。当时，隋朝正值全盛，四夷宾服，两汉时的版图几乎全部恢复。针对这个小小还没有屈服的朝鲜，以如此巨大的兵力来征讨此弹丸之地，每个隋朝人都认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朝鲜人的最佳选择当然是俯首称臣。然而朝鲜人却不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选择了"以卵击石"，并且居然凭借难以置信的顽强，硬是依托坚城大河挡住了隋军，使隋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隋炀帝恼羞成怒，他倾全国之力，再三再四挥兵东指，然而，还是不能深入朝鲜一步。隋朝因为远征朝鲜而大耗国力，不能不成为其后来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时隔２０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来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鲜人像传说中的那样顽强，他认为隋朝的失败是因为隋炀帝的无能。这个１８岁起兵所向无敌的皇帝希望自己能够力挽狂澜。然而，同样是三次远征，同样是三次惨败。
　　朝鲜人就像一把没有弯折过的钢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结果是使这把刀越来越锋利。面对外族，他们没有中国人这样深刻的屈辱记忆和心理伤害。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屈服"，"隐忍"，"大度"，"圆融"。他们只知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经过了千年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血性并没有消磨，他们的骨头一如既往的坚硬。当他们在２０世纪醒过来之后，这种刚健立刻化为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化为体育场上的拼搏意识，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强硬不屈。
　　韩国人和中国人另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朝鲜。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普及，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大，人际之间的竞争也就非常激烈，中国人在这种磨练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长期处于闭目塞听状态，所以社会成员受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较小。正像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通常都比较淳朴自然一样
，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如同太极一样空灵玄奥。积极进取时，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学；遇到挫折时，又可以退隐到佛道两家。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
　　而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因此，在儒学传入朝鲜后，儒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把佛教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黄秉泰说："由于继承了朱熹理学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体系，韩国儒学一直忠实地搬用它，并严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韩国的理学虽然来自中国，但它却比中国的理学更为周密，更为正统。"
　　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朝鲜历史上没有对传统道德进行破坏性过度使用。朝鲜每一代王朝都延续很长时间，"忠孝"这种价值理念从未受到过嘲笑。朝鲜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所以也没有形成中国那样发达的潜规则和中国老百姓那些弯弯绕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第三点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
　　韩国人的褊急性格是举世闻名的。到了韩国，你会发现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韩国人什么都快，走路快，开车快，经济发展快，当然盖好的大楼有时候倒得也快。韩国人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性，考虑问题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在中国，政府官员的首要素质就是"成熟稳重"，什么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国人看问题最讲究全面辩证，四平八稳。麦喜温说："中国人的另一个长处是悠然的态度。中国人来访时，无论让他怎么等，他都不会生气。神经麻木、悠然和韧性的结果使中国人总能达到目的。中国人认为发火是白耗体力。"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和历史。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一片云彩过来，全朝鲜都要下雨；国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应。由于历史简单，文化较浅，对挫折的记忆不深，朝鲜人也很少有中国人那样的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在资讯时代以前，一个消息从中国一端传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数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万火急，用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地传递，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明日黄花。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庄子在几千年前就对此有明确的见解，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否则就会像煎小鱼一样，翻腾几下，这条小鱼就碎了。
　　由于这种庞大，使得历代中国政治家的大脑不堪重负。于是，他们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于是问题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畸形。黄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国没能实行"数目字上的管理"，其实就是由于手工时代，"数目字上的管理"根本无法应付中国的巨大和复杂。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而中国至今仍然不得不借助一刀切的老法宝。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停滞，中国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和忽视精确，都与中国的体积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连载之五
2004年 10月15日
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人习惯喝茶，越烫越好。一壶在手，可以消磨一个下午。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曾经大富大贵过，也曾经几度败落；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天下太平，也有过记不清的暴政，混乱，灾难。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一个人太老了，就会褪尽
火气，磨光锐气，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别太认真，一切都慢慢来，一切都四平八稳，全面辩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而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人，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棱角，还没有失去信的能力。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头脑长久不用，关节锈得太死，长年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亡国夭种，瓜分豆剖的迫人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决，时时刻刻摆不脱过去的经验束缚，动不动就习惯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击下，他彻底丧失了自信，从原来的极刚愎顽固一变而为极懦弱自卑。
　　环顾整个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老大中国更曲折，更艰难，更痛苦。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积习，直到现在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这一事实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种观念，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习惯，一种更多属于下意识的东西。就像挖鼻孔一样，观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时手指不知不觉就循着快感伸了进去。
　　在１８４０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rib人吞并了，他们才猛醒过来。
　　韩国人少年一样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自己旧日的生活习惯。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１９６１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给韩国政府注入了一种强烈的军人气质。他推行"更生"政策，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rib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惟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在其他后发展国家，腐败的集权官僚队伍都是社会进步的最顽固障碍。而朴正熙却借用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传统，用官僚集权专制，把全国组织成了一支发展经济的军队。韩国人的服从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等级意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公司都有点像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头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写着姓名标志，还使用许多军事术语式口号，如"工业战士、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１００亿美元出口高地"等。企业家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使他们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公司，使他们能忍受恶劣的条件，在低收入情况下加班加点。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１９６０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人、东京人还要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１１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的汽车想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而现代集团的汽车已大量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产业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当年的朴正熙用铁腕手段去打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官僚机构由过去抑制社会活力的工具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型管理机构，改变了"官本位"，崇尚"主义"、"空想" 的社会风气，创造出尊重科学、理性和个性以及重视实利的社会精神气质。
　　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社会进步使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６０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曾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
　　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的缺点：
　　缺乏独立精神，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缺乏开创精神，缺乏进取精神，可恶的自私自利，荣誉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他举出"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
　　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近几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谈韩国厕所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篇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过韩国的人因此得出结论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然而，一百年前中国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看到的朝鲜却是惊人的"脏乱差"。
　　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rib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rib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韩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rib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尽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不少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不过，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多少变化。厕所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却又无可置辩。
　　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１９１６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rib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rib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rib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现代社会的高效率让人们必须善于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现代社会的物质成就使人们有条件建立自尊和自信，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让人们培养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
　　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我们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历史上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但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什么无药可治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自卑，更没有理由放弃。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只要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连载之六
2004年 10月15日
最让人忧心的一件，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流失。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衡量，在某些方面，我们丧失的，很可能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着富强迈进。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种速度自豪。
　　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事。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件，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流失。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衡量，在某些方面，我们丧失的，很可能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多！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国宝，越来越多地流失到了海外。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世界上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远涉重洋。
　　在英国的文物贩子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 "作战地图"。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１０万多起，被毁古墓２０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不能幸免，其中有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１１层高的宋代石塔，以及众多的石刻造像。这些东西大部分都相当顺利地"流进"了外国博物馆（参见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７日《南方周末》）。
　　盗挖和走私文物的毕竟都是犯罪分子，是人们深恶痛绝和法律理应打击的对象，他们更多地是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现状而不是文化现状。那么，普通民众在对待文化遗产上又是怎么做的呢？
　　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耀会介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除了部分景点被开发利用外，绝大部分几近荒废。北京市郊的一片山岭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顷刻间湮灭。事后，不过罚款２００元了事（人民网）。
　　盗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长拆长城也毕竟被罚了款，市长县长们毁古城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湖北襄樊将宋明时期的古城墙拆毁，浙江舟山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业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多次叹道，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９日）。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无形文化遗产的毁灭就更加触目惊心。然而，可能大多数读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无形文化遗产"这个名词。简单地说，它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就是那些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谢神会"，"跳大神儿"，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是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无形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重要的民族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东西，是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艺人急剧消失，民间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民间艺术日渐衰落。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打败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个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上去买廉价而粗俗的印花纺织品。中央美院原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说，上世纪的８０年代初他曾在陕北窑洞看到民间剪纸铺天盖地，光安塞一个县就有两万名妇女会剪纸。而２０年后他再去那里却看不见剪纸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墙上张贴的世界名模画像。而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安塞县的４０多位民间剪纸大师，现在大多业已故去，仅存的几位也年事已高不能剪了，有的还要为生计操劳。民间剪纸消失的速度，靳教授形象地称之为"一夜春风吹，遍地梨花落"。
　　据专家讲，现在每过一天，就有一种民间文化消失。其灭亡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却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万年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它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靳教授说，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近８０００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摘自《中国教育报》）。
　　和中国的丰富文物比起来，韩国的文物古迹并不多。作为一个"海东小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国，所以古迹的规模和层次与中国相比，差距不少。
　　不过，韩国人对这点微薄的家底万分珍视。
　　汉城号称有五处故宫，分别是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宗庙和德寿宫。不过，这五大
宫加在一起还不如半个北京故宫大。就连一贯喜欢自称处处天下第一的韩国人自己也戏称这不过相当中国故宫的一个化妆间。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韩国人却把它治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拿昌德宫来说，为了合理保护宫内的环境，不允许游客单独入宫游览。只有等游客到了一定的数量，才由导游统一带领进入，而且在入宫前严格要求各种注意事项，包括不许吃零食，吸烟，乱扔杂物等等。整个宫院内部，你看不到一张纸片，一处痰迹。每一片草坪，都经心设计，收拾得干净整洁，看上去赏心悦目。相比之下，中国故宫的管理则宽大得多了。记得有一年游览故宫，我亲眼看到一个游客用小刀刮太和殿宫门上的金龙，试图弄下点金粉，他徒劳地努力了十多分钟，这期间无人干涉。在中国的旅游景点，人们司空见惯的是遍地纸屑。北京八达岭、慕田峪长城由于游人过多，一些长城砖已经松动，城墙上到处可见"到此一游"的字迹，还有漫山的垃圾，商业的喧嚣以及汽车的尾气，也影响着长城的整体容貌。
　　紧贴汉城德寿宫墙原来是一条繁忙的马路，另一侧是政府机关和写字楼群。为了保护这小小的宫殿，汉城人拆了大楼，改了马路，把原地变成了一片绿地。行驶在汉城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城市的黄金地段傲然矗立着一座古老城门或一间古庙，高楼大厦对它退避三舍，马路也因此不得不大绕其道。在文化与商业面前，文化巍然独尊。
　　韩国人文物保护的热情让家大业大的中国人看来有时有点小题大做，有没见过世面之嫌。在韩国，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一座小庙，都可能是国家重要的"有形文化财产"，被郑重其事大兴土木地建馆保护。许多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按着导游图兴冲冲地赶到那些所谓的 "重要文物遗址"，看到的往往不过是一座小亭子或者一块大石头，不免大失所望。然而韩国人却对此津津乐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梨花女子大学的一个教授偶然在江原道发现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山上还有"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图"等石刻文字遗迹。这个发现立刻轰动了韩国。经考证，这里是韩国古代一个理学家的隐居之处。当地乡民首先自发组织起来，对现存遗址进行了精心保护。数家大学和科研机构对该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政府也高度重视，投入巨资在保持地理原貌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开发。于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山谷现在成为今天韩国北部著名的风景名胜，叫作"谷云九曲"。
　　相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韩国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更出色。
　　到韩国去旅游，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许不是文物古迹，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展览。
　　在汉城，你会看到众多的民俗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韩国的衣、食、住、
行，农业、手工业、娱乐、婚丧、祭祀等各种民俗场景和实物。此外，还有地球村民俗博物馆、丝绸刺绣博物馆、韩国钱币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泡菜博物馆、瓮器民俗博物馆等等，凡是韩国人独有的东西，几乎都有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中，不仅有实物陈列，更吸引人的是那些实际的演示。比如，在景福宫，每天上午和下午，你会看到开关宫门的仪式，一切都按照古代仪范进行，从服装到器具，都相当考究，完全不同于我们国内搞的那些乱糟糟的仿古仪式。
　　韩国一年四季都举行着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民间代代相传的村俗，类似中国乡间的扭秧歌、赛龙舟之类。这些在中国社会早已萎缩甚至消失的民间节庆活动在韩国开展得热火朝天，规模很大，而且完全是自发组织的。
　　另一种是韩国建国后政府提倡的各种民俗节，民俗文化节，它是以有意识地保存、继承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提高对本乡本土的热爱为目的，各地都有，各有特色。在古代小说《春香传》传说的春香的家乡，人们建了"春香馆"，一年一度举行"春香祭"。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家乡温阳，有纪念李舜臣的"温阳文化节"。
　　此外，还有光山战祝祭，珍岛灵登祭，江陵端午祭，安东民俗祭，百济文化祭......
　　韩国人把这些文化传统称为"无形文化财产"，确立了国家级无形文化财产一百多种，地方级无形文化财产二百多种。民间文化大部分被囊括其中，并且通过文化节加以传承，演出，使它们不是成为博物馆中僵死的标本，而是构成韩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韩国人对此热情很高。这些表演有的是免费的，有的票价很贵，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特别是小学生排队买票。据说每天得限制人数，不然会拥挤不堪。
　　韩国人重视教育，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民族传统的教育。一位中国游客在韩国庆州一个地处僻远的私人陶窑博物馆看到，许多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从远处赶来，耐心认真地给孩子讲解馆里的韩国文物。那种谆谆之情，令人充分感受到韩国普通民众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觉关切，以及对于下一代进行文化启蒙的主动意识，这位中国游客回国后，大为感慨。其实这样的情形，在韩国随处可见。
　　然而，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能够见到吗？在中国，人们更熟悉的情景是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博物馆门可罗雀，里面的展品布满灰尘。政府偶尔组织一些民俗展览，票是白送，还得各单位动员，仍是应者寥寥。
　　迥异的现状背后，是国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两种不同心态。
　　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迅猛和人们的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对传统的无知和蔑视。在一些人眼里，一座数百年的深宅大院不过是一堆东倒西歪的破房子，一段明清古城墙不过是妨碍交通的土石堆，而古老社火、剪纸、皮影戏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存在他们眼中更不过是落后和"封建"的象征
。
　　是的，"封建"和"落后"，是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的不断挫折，使国人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无稽的传说，中华民族那些光荣的早期历史都是些不可靠的附会。五四之后，从鲁迅到柏杨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持续努力，考证出中国文化具有"过滤性病毒"，就像母体内的爱滋病病毒一样，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染。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就是罪恶的传染源。柏杨则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掉进了酱缸。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生而不幸，那么一生的任务看来就是要最大可能地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摆脱掉这些"病毒"。
　　经过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中的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观念。从辛亥革命到１９４９年，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幻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幻想着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彻底告别过去，如同"凤凰涅 "，浴火重生；幻想着砸烂一切旧传统之后的中国人，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砸烂祖宗遗物时，感到的不是心痛而是兴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兴起拆城墙的热潮，城市居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方式"，怀着"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的美好理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不长时间就把数千座古城墙拆掉了。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改。１９５８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有这样的描述："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万幸的是，这个规划没有彻底实施，要不然现在的游客就不会看到紫禁城的城墙、角楼和护城河了。
　　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化反思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走火入魔的顶峰。从五四、１９４９年到"文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企图越来越远地告别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受教育的几代人被告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传统是一次次的农民起义，除此之外，都是些灰暗的色彩。四书五经这样的毒草自不必说，连北京古城也是罪恶的象征。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从６０岁左右的省部级干部，四五十岁的前知识青年，到刚刚踏上社会的２０多岁青年，目前掌控着我们社会发展的这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学课本里选读的几篇古文就是这几代人对传统的全部概念。孔子、孟子在这几代人心目中是几个念颂陈腐信条的呆板老头，"忠孝仁义"、"长幼尊卑"则是封建道德的内容，修谱祭祖是散发着腐朽气的封建迷信活动。什么京剧昆曲地方戏，哼哼唧唧，令人生厌，至于什么"四维八德"，什么"理学"，"心学"，对不起，根本没听说过。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富起来的农民们高兴地拆掉百年老屋，盖起丑陋的水泥楼，把传了几代几十代的老家具扔掉，用上复合板家具；为什么那些市长县长镇长们毁坏文化珍宝时心中没有一点点负罪感，反而认为自己是在为民造福。公安机关在打击盗卖文物案件时，往往没有处理一件抢劫甚至盗窃案重视。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传统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之类的洋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１３亿中国人，有多少人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着多么惨重的损失，多少人意识到了因我们的不负责任，我们将对子孙万代犯下何等严重的错误，我们已经对列祖列宗犯下了多少不可弥补的罪过。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抢救民间文化的冯骥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文脉的衔接十分困难。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外国老人，８０岁了，他在北京生活了６０年。这个老外说，我在北京认识了五代（一代十岁）的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
。他讲的主要是文化人，指的是知识的视野、厚度、学养、个性魅力。５０年来，我们太少出现学贯中西的大师。五四时期的文气已断，中国文坛只剩下些是非曲直了。
　　冯骥才的话形象地提示了毁坏传统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厚度的伤害。
　　毁弃传统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是加剧了民族自卑感的形成。
　　自从国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从盲目自大迅速变成了盲目自卑。"文化病毒论"则为这种自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原来中国人从遗传基因上就不如别人，所以怪不得外国处处领先，中国事事落后。
　　在每天的电视新闻里，欧美政治家西装革履来去匆匆，中东的阿拉伯王公们身着长袍头戴白帽参加圆桌会议，非洲国家元首们裹着绿色大袍到别国访问，印度总统双手合十用大象开道欢迎来宾，rib妇女穿着繁文缛节的和服在街上行走......世界几大文明的继承者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标志。
　　只有历史最古老的中国，在国家礼仪上全部照搬"国际标准"，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没有自己的独特色彩。
　　毁弃传统的第二个后果是民族的发展缺乏立脚点，社会伦理价值严重混乱。
　　侯仁之老先生说："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人，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她的文化遗产，就无法继承，也无法发展。"
　　在"文革"迷梦破灭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没有了革命的激情，也没有了传统的支撑。 "毫不为己、专门利人"似乎过于崇高，而"温良恭俭让"又早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在没有有效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伴随着腐败、无序和道德滑坡发展。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防盗窗爬得越高。瘦肉精，毒大米，加了洗衣粉的油条，在混乱中，人们自己伤害着自己。
　　毁弃传统的第三个后果是青年一代对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宝贵财富缺乏感情。文化的流传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青年一代没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没有机会去体会传统文化的优美。他们只知道有西方的情人节，不知道东方七七鹊桥相会的七夕节。他们也许会去听交响乐以附庸风雅，而没有耐心听昆曲的咿咿呀呀。青年艺术家们一开始就把眼睛盯上西方先锋艺术，努力去迎合西方人的趣味，却很少有人想到去追寻传统。青年一代与传统文化的陌生感越来越强烈，总有一天，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会完全是"别人的文化"。到那个时候，传统文化将彻底死亡，永不再生。
　　当你和韩国人接触的时候，最明显的感觉也许是他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一方面来自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骄傲。
　　事实上，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看法在外国人看来甚至有自大的嫌疑。当一个中国人和韩国人谈论起历史时，韩国人马上会滔滔不绝地讲起韩民族发明了铜活字，发明了最伟大的文字韩文，发明了抗击倭寇的龟船，讲起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安重根，讲起他们的
东方孔孟李退溪、李栗谷。几乎每个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创造力的文化，韩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也许韩国人的自信有点过了头，你却不能不承认韩国在利用历史文化传统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成功。
　　到过韩国的中国人，从他们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看，很少看到居民住宅有防盗门和防护栏，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就能判断他们道德建设与教育是相当成功的。今日韩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礼仪之邦"。
　　儒教传统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明显。随着"汉江奇迹"的出现，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了儒家社会伦理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正面作用。韩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传统的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团结，有助于调动全体人民的力量，共创国家复兴大业。到现在，"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全世界韩国研究者的一个共识。
　　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成功步入现代化的韩国应该是成功地与过去挥手告别的国家。他们应该会以韩国人那种激烈果断的方式彻底地铲除"封建文化"，脱胎换骨，改头换面，以全新的姿态与欧美"接轨"。
　　然而，谁知道，韩国竟然保留了那么多我们抛弃的"封建"和"落后"的传统。
　　韩国人对中秋节的热情让许多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感到非常惊讶。中秋节在中国不是法定节日，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淡。而在韩国，要放假三天，举国欢庆。全韩国出现像中国春运一样的交通紧张，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韩国人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远比圣诞之类的外国节日重视。在他们心目中，传统节日才是"节"，外国节日不过就是"找乐"罢了。
　　韩国人十分重视长幼尊卑，家长在家里仍然是绝对的权威。一些韩国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按照从中国传过去的传统方式，到文庙祭祀孔子。人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中国封建时代的县学和书院，现在都已荡然无存，而韩国至今还保存着２８１所乡校和８４所书院，他们在这里设立"忠孝教育馆"，开展有关儒学的学术活动。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元代时，中国的《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现在仍然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
　　谁能想到，几千年的儒教血脉在中国断裂后，居然在韩国部分地保存了下来。现在，一些中国学者需要到韩国去感受儒教的遗风流韵。
　　也许有些中国读者读到这些，会和西方的读者一样感到陌生和新奇。要知道，在一百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就是这样生活的。西方有些学者把韩国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在中国，发黄的典籍上记载的内容，在韩国仍然部分地存活着。
　　韩国人向我们证明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传统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个民族前进的阻碍，而是这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韩国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深厚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祖先。
　　韩国人向我们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
　　当然，韩国人也不是先知先觉。他们保留了部分中国文化，部分原因是由于阴差阳错。
　　一是地处偏僻，守旧势力比中国强大。历史上朝鲜长期落后于中国，在中国已经进行了洋务运动，编练新兵，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朝鲜人还处于闭关锁国之中，坚持古老传统不退一步。中国历史上从鸦片战争起由知识精英们发起一次次翻天覆地断裂传统的社会运动，把人们意识里的传统因素扫荡得所剩不多。相比之下，朝鲜虽然经受了亡国之痛，社会制
度发生了剧变，却没有有意识地系统冲刷自己的传统意识。
　　其实，在中国，也有许多穷乡僻壤或者昔日的繁荣地带由于交通格局变化而沦为死角的地方，民风依然淳朴，传统文化气质大量保留，比如广东福建交界地区的客家人聚居区，其文化遗留状况和韩国相似。
　　二是由于韩国被rib吞并期间，rib人试图强迫韩国人改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全部日化。这反而激起了韩国人维护自己民族传统的强烈自觉。韩国独立后，民族主义成了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旗帜，民族自尊成了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成为韩国人民族自豪的重要来源。
　　中国和韩国，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进行了不同的选择和试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韩国的知识分子也曾经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也曾经有不少著名学者和政府官员呼吁韩国人全面抛弃传统，认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只不过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大批留学外国的韩国人主持国政，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与优劣，才避免了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毁弃。
　　韩国人也一样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走过弯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起飞，韩国也像中国一样，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枯萎失传现象。由于部分先觉人士的大声疾呼，韩国社会迅速行动起来，十多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目前，中国人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人一样，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走了弯路。从民间到政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悟，也开始做出不同的努力。
　　然而，和韩国人的雷厉风行相比，中国人的动作显得慢腾腾。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许多地区单纯地理解了文物古迹的商业价值。许多地方在放任古建筑由白蚁侵蚀的同时却大上仿古的影视城。在许多地方对名人故居和文物古迹的"修复利用"中，随便破坏文物格局，整旧如新，把古色古香的东西改造得不伦不类。
　　越来越多的媒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大声呼吁保护地下文物。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却往往行动迟缓，措施不力。２００１年，中国最有影响的周报《南方周末》就报道了新疆塔克拉玛干盗墓现象严重的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两年后的２００３年，人们发现，当地的盗掘活动越来越猖獗，新疆考古所副所长张玉忠用四个字描述情况的严重："都盗完了。"
　　越来越多的地方对有形文化遗迹已经逐步开始重视，但是对于民俗文物，则还没有列入思考的范围，几十所大学欲将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取消。相对于rib文部省规定小学生在学期间必须观看能剧一次和挪威政府要求每个挪威人１５岁以前必须要掌握一门传统文化技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处于基本依靠民间的自发状态，力量十分微弱。
　　一方面是十万火急的现状，一方面是几千年"一贯制"的不慌不忙，慢慢腾腾。也许等我们按这个速度觉醒起来，觉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中国人，快一点觉醒过来，早一天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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