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崽
故乡有间箭楼，谓之箭楼，无从考证其名称来历，据说该房原是解放前某地主老财的寓所，解放后划归生产队所有。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栋房舍，一楼一底，砖砌，灰色调。然而它又是不普通的，那年月，故乡很穷，几乎是清一色的泥砖房，黄色调，平房，惟有箭楼鹤立鸡群。第一次回故乡时，房子的主人是两个女人，老者只听人呼“二老子”，瘦高，象一根火柴棍立着，两颗大牙显山露水，脸上有铜钱般大小的一块巴痕，常穿老蓝布旗袍，三寸金莲，步履蹒跚。另一位中年妇人，人唤“疯子”，原名朱文敏，丰润，头发略微蓬松，冬天常穿蓝棉袄，腰间一根拇指粗的草绳将棉袄系住，走路时双手机械地摇摆着，嘴里喃喃自语：“嘻，好玩……”两人相依为命，只知道她们有点瓜葛，至于具体什么关系不知道。据说疯子解放前是位地主千斤，家境富裕，其夫原为国民党上校团长，投诚共产党，解放后与妻子在家务农。文革中，丈夫因历史问题，被另一村子的“革命”派在批斗会上拳打脚踢打死，同挂黑牌的她受伤后被二老子扶回家里，她从此夜里不时惊醒，精神失常，有时整天在外游荡不归家，弄得二老子到处寻找；有时整天在家“嘻”个不停，弄得二老子暗自落泪。但幸有二老子生活、精神上的细心呵护，使她的病偶尔也出现好转的迹象。
故乡的疯子拨动了我悲天悯人的心弦，也打下了一个不解的心结：故乡，你曾以那么博大的爱愿哺育了勤劳坚韧淳朴正直的儿女；你曾以无私的给予让他们耕耘着能够自给自足的土地，可你为何难以拯救一个孱弱的灵魂？后来我明白了，故乡不是不为，而是不能为也。那年月，只要自保就不易，谁还敢多事？弄得不好，就引火烧身，自去其亡。试想，一个国民党军官，一个地主千斤，两者都是有历史问题的人、黑五类，只有戴尖尖帽、挂黑牌的命，身为贫下中农的他们要与此划清界限，谁还敢去碰这个高压线？朦胧地记得，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子夜，我的叔父领着我的父母从数十公里外的工作地方，在萤火般手电光的照射下，翻山越岭回到故乡，到家后，大家很少言语，只见叔父端茶递水忙碌的身影，先回故乡的我被眼前似乎凝固的空气吓着了，赶紧钻进被窝。我父母是地道的贫农出身，在那动荡的年月，为了躲避武斗的祸及，也遭遇如此景况，何况另类呢？然而，故乡毕竟是我热爱的故乡，她用敦厚结实、博大宽广的胸怀接纳她，勇敢地用红色的心脏去感应她那被称为“黑色”的心脏，生产队每季庄稼收获，首先要给她们派上两份扛回家里，左邻右舍时常添些柴草，杀年猪时也不忘送去一块。要知道，他们是在为被剥夺了“五保户”资格的她们冒险施爱……够了，少年的我是无法知晓这悲剧的深层次原因的。
再回故乡与妻同伴，爬过人称陡陡梁的红砂岩石子路，时近晚秋午后，秋风突起，不禁打了个寒噤，野草遍布田埂没过膝盖，我俩穿行在野草丛中。此时，故乡儿女大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我们不免生出荒凉、凄楚之感。二老子已经过世，疯子仍是疯子，见了我们，仍是“嘻，好玩……”蓬松的头发淹没了整个头部，眼睛一线窄窄的逢隙看人，丰润的身体变成瘦削不堪，一股恶臭熏鼻难忍。据婶娘讲，二老子去世后，疯子更疯了，生活上、精神上都无人关照，我们吃饭时，给她送去一碗，有时走人户离开一、二两天，就没有人给她送饭了。村里人不多，外出打工的人走了，剩下的既要做坡上活，又要干家务事，还要带孙子，照顾不过来。原先二老子在世，服侍她，经常开导开导她，病要缓和些，如今这病更严重了……
离开故乡后，再也没有疯子的消息，许久后，一个远房亲戚做客于我家，方知疯子的结局。二老子去世后，失却了依靠和抚慰，数月后，也就是在我们离开后不久，疯子静静地死在箭楼，无人知晓，次日晨婶娘送早饭时才发现，随即通知生产队的人把她埋葬了。
送走亲戚，折身缓步于家，一种难言的滋味缠绕心际：生命的存续是容易的。生命本来就很贱，是上帝用泥巴捏成的，五谷杂粮、野菜树皮都能充饥，正因为贱，生命是顽强的——灵魂却是脆弱的。她是一根纤细的丝线，经不住牙齿轻轻一磨；她是一朵艳丽的花儿，经不住人为的一掐；她是月夜的一首动听的乐曲，经不住一个噪音的突然侵扰……正因为易碎，更应该珍视她，倍加呵护她。为了呵护这更多的孱弱的被社会遗忘的灵魂，残联能否担当此任？善良的人们能否更多地给予他（她）们心灵的鸡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再也不要为了私欲，使他人蒙受精神的摧残、灵魂的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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