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提案：汉奸言论监禁20年！

曾经在《庄子》中看过一则黑色幽默：一个大儒站在坟头上，对坟内操作的小儒说：“太阳即将从东方地平线升起，事情办好了没？”小儒则在下面打拱回答：“裙子短袄还没有解开，口中含着的宝珠也没有取出来。”大儒接着说：“《诗》中说得好：‘青青的麦苗啊，长满了山坡。’这个人人品真不厚道，死就死了嘛，还带这么多宝贝陪葬！”最后，大儒小儒捏住死者的胡须，用锤子敲打他的下巴，终于撬开了死者的嘴巴取出了宝珠。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要专项立法，对那些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侵华翻案，特别是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的论者、乃至媒体负责人要以法律手段惩办，为此他提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中国新闻网3月5日) 在第一个故事中，大儒与小儒都是将孔门之道背得滚瓜烂熟的人，他们随时都保持着一副令人肃然起敬的儒者风度。“东方作矣，事之若何？”这是多么的认真严肃。如果大家不看场景光听他二人对话，还以为他们一定是在主持某个庄重的礼乐仪式，或者尽懂文化正在传授文明学问。但是，当人们看到画面，原来他们竟然是在干一个最下作的盗墓勾当——他们跟那些满口史书孔孟，礼仪廉耻，背地却胡编乱造，打着学术旗号却心怀鬼胎的人不是很像吗？他们人格的前后落差之大，变化之快，我们究竟应该觉得可恶还是可笑？ 毫无疑问，大量的史实和“人证物证”，早已证实了列强侵华，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既定事实。但是现在不少自称“学者”，“专家”，“高级知识份子”的人，他们认为自身的认识远远的超过了“愚昧”的国人，他们甚至像汪伪一样宣扬“曲线救国”。他们会说“从学术上来讲，南京大屠杀是值得质疑的”——如果一个自称读了十多年书的“学者”，却反过头来批判早已经铁证如山的事实，那么笔者想问一问：一项学术研究，我们允许它拥有“假设某个事实”的权利，但是如果它已经“出格”到了大肆宣扬“大东亚共荣”论，并且企图掩盖中华民族血淋淋的抗争史……这样的学术研究，是不是在破坏，玷污中华民族的人格？是不是在造谣，诽谤中华民族的历史？那么，它还有什么样的存在价值？ 有人认为，《惩治汉奸言论法》会成为打压学术自由尤其是历史学学术研究自由的“法律爪牙”。笔者对这个观点不敢苟同：是的，就学术自由而言，允许别出心裁甚至谬误的观点出现并且表达，是学术自由的题中之义，否则学术谈何自由？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在这概念下，它被认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但是，不要忘了，我国《宪法》还规定：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国家仍然可以处罚(但非禁止)如明显地煽惑叛乱、诽谤、发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秘密等等带有明显破坏性的言论——《惩治汉奸言论法》就是将这样的法律规定具体化，细致化，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一项污蔑我民族历史，破坏我民族形象的学术理论，难道不该有一套专门的法律来进行限制吗？ 一门真正学术研究，小则可以造福于小民，大则可以提升全社会的地位，总之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可是他们却与最肮脏的汉奸行为结合起来，并成为一些人哗众取宠，妖言惑众的工具，那么，制定一项法律来扼杀这股歪风就是很有必要的了。同时，笔者认为，《惩治汉奸言论法》的制定在这里只是起的一个威慑力的作用，并不会限制正常学术研究的自由。“不见鬼子不挂弦”，为此流汗的正是那些身穿“皇协军军装”的“大儒小儒”，而真正的学者专家搞研究的人，对此法律可能只是付之一笑，然后埋头继续工作。 喻权域，男，中共党员，1935年出生，汉族，四川荣昌县人。1950年3月高中肄业后参加革命，1952年秋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54年8月入党，同年9月，任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1979年12月调新华总社创办《半月谈》杂志，任该刊主编。1982年9月任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1987年12月被评为高级编辑。1988年5月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1989年9月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1991年7月起任人民日报编委委员兼总编室主任。1993年9月任中央外宣办秘书长。1998年11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1998年3月任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同志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撰写了大量的通讯、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并多次获奖，其中专著《中国人权问题纵横谈》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专著《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获文化部等四部委颁发的“优秀图书”奖，又获吴玉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奖，论文《世妇会报道对新闻学传播学的启示》获第七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论文一等奖。从1984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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