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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通信世界》:TD-SCDMA正传 [打印本页]
作者: 煙霞    时间: 2008-7-17 21:51     标题: 《通信世界》:TD-SCDMA正传

1998年6月30日,是ITU向各国征求RTT建议(第三代移动通信无线传输技术)的截止日,因为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提案提前暴露,所以几乎所有提出提案的国家都憋着劲,在最后一刻之前把才提案递交到国际电联.
那一天,ITU-R共收到来自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提交的16个提案,美国、欧洲的国家以及日本的提案占了绝对多数,而我国仅有一个提案,即TD-SCDMA提案,正是这个惟一的提案把没有防备的各国巨头企业弄了个措手不及.


而当时，WCDMA和cdma2000“打得正欢”。
WCDMA的发起者主要是欧洲和日本标准化组织和厂商，因为WCDMA继承了第二代移动通信 体制GSM标准化程度高和开放性好的特点，比其他标准都进展顺利，网络运营商可以通过在GSM网络上引入GPRS网络设备和新业务，培育数据业务消费群体，逐步过渡到3G。所以在1998年1月，欧洲电信标准化组织——欧洲通信标准协会特别移动部(ETSISMG)就采纳了一项WCDMA标准提案。与WCDMA交战的另一方，cdma2000，是美国向ITU-T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空中接口标准的建议，发起者是美国和韩国两大CDMA大国，cdma2000随即与WCDMA成为集中争论的3G标准两大热门选手。
TD-SCDMA一出现，让很多国家一时感到莫名其妙，也打破了国际电联原本有意只设立一个国际3G标准的意图。
在通信标准领域上几乎一片空白的中国，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提出自己的标准？

TD-SCDMA前身SCDMA
李世鹤，TD-SCDMA技术的“灵魂人物”。从结缘SCDMA，到将SCDMA促成TD-SCDMA技术提案并送上国际电联3G标准征集台，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年，当时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李世鹤，得知原来在一起工作过、后来到美国留学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陈卫，和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执教的徐广涵，合作开发出一种基于智能天线的无线通信系统。
智能天线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前卫的技术，在无线通信的用户容量、覆盖距离、节约成本上都很有优势，但技术上还比较粗糙，在民用通信上用得很少。此外，为了开发新系统，陈卫和徐广涵还开发出来另一个核心技术：上行同步技术。由这些新技术组成的新系统被命名为SCDMA(同步码分多址，我们后来称之为大灵通)。为了推广SCDMA技术，两人自掏腰包成立了Cwill合资公司。
李世鹤当时正在研究美国的CDMA技术，当陈卫和徐广涵把这个技术介绍给李世鹤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SCDMA在无线传输上是个极具潜力的技术。
夏日炎炎的六月，李世鹤和陈卫、徐广涵在一间闷热屋子里整整探讨了三天，三天里三个人的想法碰撞出了不少技术上的新火花，让三人都激动不已。
李世鹤觉得，这技术有戏！当即确定了利用时分双工模式，即“TDD”这个关键模式。
随后的1995年，李世鹤随当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和部分国内通信专家一同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时，积极地向周寰引荐了这个技术。在德克萨斯大学一间教室里，他们把同步CDMA技术和智能天线详细地演示给周寰看，周寰在仔细了解SCDMA后，当即表示，这个技术好！回国后就开始张罗SCDMA在国内的应用。
经过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后来的大唐集团)和Cwill公司双方多次洽谈，1995年11月，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Cwill公司合资成立了信威公司，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紧接着，SCDMA被列入“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得到1500万元的资助，还得到国家计委的1000万元资助。
被李世鹤和周寰看好的SCDMA技术，成了后来TD-SCDMA的雏形。

TD-SCDMA：在零经验上赌一把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向全世界各国发出了征集函，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确定了IMT-2000标准的基本要求，并制定了详细的IMT-2000 RTT形成的时间表和步骤，要求全部提案在1998年6月30日之前提交到国际电联。
中国当时接到征集函后，就有了好几次关于“中国要不要做、究竟怎么做”的集中讨论。由于当时还没有自己3G标准准备，中国决定成立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就算没
有中国自己的标准，也可以通过评估工组参与国际3G标准的活动，对其他国家提出的3G标准予以评估，并借此机会获得更多与新技术“亲密接触”的机会！
同年7月底，由李金清、曹淑敏、李默芳、丁怀远、沈少艾等一批无线通信领域权威专家组成的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正式成立，并在国际电联进行了注册，成为国际上第11个评估组。
年轻的曹淑敏，当时任电信传输研究所副所长，她在评估组成立4个月后扛起了评估组组长的“重担”。
10月初，曹淑敏和当时在原中国电信移动局工作的李默芳到欧洲考察3G情况，并作为中国代表第一次参加了欧洲的ETSI(欧洲标准化组织)会议，这次会议，不仅让曹淑敏和李默芳获知了好多欧洲标准的新进展，更让她俩深有感慨。
“当时谁也没有奢望中国可以提交自己的候选技术，因为我们心里都没有底，甚至没有什么头绪”，曹淑敏坦言当时的压力，“可以想象，1997年的时候，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经验是一片空白，华为、中兴当时也主要是生产程控交换机设备，在移动通信上也没有任何经验。但是我们也不想就此放弃，毕竟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
回忆起那一段经历，李默芳说她“当时特别着急”。各国开始准备提交待选标准时，中国待选的标准是：无。“我们也不认为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标准，但是有了自己的标准以后，我们就可以多少摆脱一些被动的地位，可以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啊！”她说。
在评估组开始积极地与国外的公司进行交流，想了解他们的3G技术做得怎么样时，一个颇有意思的场面出现了：欧洲的WCDMA、TD-CDMA两个派系、日本的派系、美国的派系，大家都来借机拉拢中国，因为看到中国市场大，几乎每一个派系都来说服中国加入到他们当中去。
这个时候，中国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战略问题：到底自己该怎么做。那段时间，曹淑敏和部领导、专家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开了大大小小无数个会，了解各个国家、各个企业的意图，进而感觉，中国虽然实力很弱，但是也有些零星的技术，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人都很有想法，要不要集中起来进行一次评估？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
要！于是，有了后来影响中国3G决策的“香山会议”。
香山会议十天前，周寰找到李世鹤，商讨是否能在两人之前一直看好的SCDMA技术上形成一个满足3G要求的框架，如果能通过专家评估，就做下去。李世鹤感到肩上一下子承担了一个巨大的任务。
在SCDMA技术上搞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框架，就好比“让固定的设备动起来”，周寰提出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后来周寰回忆这一段经历时笑着说：“那是在很秘密的、没有别人的场合下说的，因为这个一旦做不好要弄出笑话来！当时我就找了一些人来讨论，看能不能实现，如果能，就做成TD-SCDMA。”

香山会议：中国3G标准诞生里程碑
1998年1月，离ITU规定的提案截止日期只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ITU的期限而言，已经是迟得不能再迟的时候了。在3G技术评估小组的建议下，邮电部与科技部组织了三天的香山会议，让业界专家为中国3G命运出谋划策。
会前，对最终中国能否有自己的3G标准，很多人心里并没有底。
曹淑敏在会上代表评估组传达了ITU征集3G方案的时间要求及与提候选标准有关的事宜，她介 绍说：“ITU为了最广泛地集中世界各国科研界的智慧，给各成员国无偿提供了模拟软件，该软件可以设定通信容量、运动速度、干扰、基站功率、终端发射功率 等移动通信的要素，为判断某一项技术是否合乎第三代移动通信的要求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在座的各位专家只要有创造性的技术，都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在计算机上进 行检测。”
在中国科技大学朱近康、北京邮电大学张平、东南大学游肖虎等专家和科研院所代表发表了一些新见解和研究成果后，徐广涵以“科学技术研究院的高级顾问”的身份，代表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介绍了以SCDMA为基础构建3G标准框架的设想。
李世鹤总结说：“我们这个方案最大的突破，是我们依据的不仅仅是实验室的东西，而是已经做成了活生生的产品，我们在重庆已经建成了SCDMA试验网，通过了邮电部的验收。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一些扩展，完全可以满足ITU对TDD方式的要求。”
这个设想立刻成为了专家们集中讨论的热点。
“想不到我国专家对移动通信技术还有这么多创新性的研究！”
“能不能组织起来大家一起提一个标准？”
“这个方案是有点新意。不过，ITU要统一全球标准，有欧美在前面，就算我们能提一个标准，不也是白提吗？”
“做标准可不是纸上谈兵，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做过标准，没有任何经验，单是那几百页纸的英文文本，谁来写？连怎么开头我们恐怕都不知道！”
专家们发表了种种感想，但总的气氛是鼓舞加怀疑。有希望提出标准固然可喜，但被采纳的可能究竟有多大，谁也不知道。欧、日、美的标准互不相让是事实，但看起来似乎怎么也轮不到中国。WCDMA、cdma2000都已经研究10年了，我们还是白纸一张！退一万步说，就算因为ITU难以摆平这些国际巨头，决定既不用欧洲的，也不用美国的，难道就会用中国的标准吗？那些国际巨头财大气粗，做WCDMA的几个公司销售量加起来比整个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我们拼得过人家吗？
第三天的会议规模小了很多，参加者是邮电部科技委和评估组成员，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是否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技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杨毅刚说明了研究院在3G标准上的“最高目标”与“最低目标”。所谓“最高目标”，就是提出完整的第三代的标准提案；所谓“最低目标”，就是努力将大唐的某些关键技术放到WCDMA或者西门子TD-CDMA上去。大家都感到，如果走“最低目标”，支持欧洲TDD提案对中国更有利，原因有二：其一，该提案与中国的主流2G标准GSM比较接近；其二，该技术与SCDMA比较接近。
有专家提出，李世鹤提出的方案还只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东西，技术上也还值得推敲，离ITU的要求恐怕还比较远。也有专家认为，能提标准当然是个好事，问题是，现在TG81要的是一个全球的标准，你让大家提，中国能够提出一个能让所有发达国家接受的全球标准吗？
邮电部科技委的老领导宋直元说：“当然不可能！我是电联的顾问，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了市场利益，所谓讨论技术实际上是为了市场，就算你的标准再好，他们也不会用你的。问题是这是一个机遇，我们如果有这个技术积累，为什么不提呢？”
李世鹤狠狠吸了几口烟，随手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的时候，烟灰缸里已经堆成一个小山了。
“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一个在技术上摆脱国外控制的机遇。我们搞SCDMA，目的不也是如此吗？不是我个人要拿多少钱，要得到多少好处，是要让我们在国际上有立足之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们很珍惜。当然，我知道，它的难度不亚于当初造原子弹。”他说。
“我插一句，即使不能成功，我个人认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至少我们可以积累一些与国际对手打交道的经验。”说话的是曹淑敏。
大家将目光转向宋老。
“我并不奢望将来全世界都统一到我们国家提出的标准上去，这是个幻想。大家提出了一些疑问，这并没错。不过，什么事都有第一次，我赞成研究院提标准，一定要提，中国移动通信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果也可能不行，不行我们也会有一些国际方面的交流，你们不要有太多压力，不行可以退回来。还剩下6个月时间，拿得出来就上，拿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宋老一锤定音。

一个谣言说中国要提交一个技术
香山会议为TD-SCDMA打通了道路。此时，离提交3G标准的最后时限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
底子薄，人手少，时间紧，是李世鹤感到最头疼的事情。
当时几乎没有人在3G标准上有开发经验，SCDMA又是从信威公司出来的，所以李世鹤
带着信威的一群年轻人开始了“三郎拼命”的日子。
此时，美国Cwill公司由于考虑利益问题，不愿意在TD-SCDMA上投入更大精力，给李世鹤一个不小的打击。随后大唐集团紧急采取措施，由集团中央研究院把信威的SCDMA团队召集过来，由李世鹤带头，继续抓紧时间对整个TD-SCDMA技术进行完善。
由于没有经验，连标准提案的技术格式应该是什么样，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几个月，TD-SCDMA开发团队的人几乎没有半夜之前回家的。“甚至很多出租车都整夜在我们楼下趴活”，一个研发人员形容当时的“战况”。
电信研究院传输所也围绕标准能否成形开了很多的会，据说“争论很激烈”。为了在短时间内让标 准成形，大唐希望持最核心的智能天线技术标准，利用和其他标准进行“嫁接”的方式，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经过对欧洲的三大电信厂商爱立信、诺基亚和 西门子的比较，选择了与同样使用TDD标准的西门子进行合作，利用西门子先进的计算机仿真系统，TD-SCDMA大大加快了开发进度。
最初几十页、后来几百页的纯英文提案，写的还是一个摸索出来的技术，难度可想而知，3个月后，硬是被这个团队完成了。
1998年4月，李世鹤将TD-SCDMA技术指标框架提交到评估组。尽管还是一份不成熟的 框架，但他解释说，这种技术的优势是不需要对称频段，可以见缝插针，灵活方便地规划使用日益紧张的频谱资源。此外，还可以灵活设置上下行业务占用时间，最 大限度地利用带宽和系统资源，非常适合未来数据业务的需求。
评估组开始了对这个方案的紧张的评估工作。
“当时很多人对中国提出来的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满足国际的要求，还是打着问号的，而且当时这个技术方案很粗糙，不是一个很细致很完整的计划，还有很多的技术问题，但是我们基本以它为基础了，如果它能通过评估，国内认为可以提交，我们就提交，至少我们有一个可能提交的东西了，所以后期的工作就很紧张。”曹淑敏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还是“非常紧迫”的感觉。
离6月30日那天越来越近。因为此前通过参加国际电联的很多活动，中国的代表与很多国家的代表都建立了不错的关系，截止日前两天，日本一位负责3G方案的人，给曹淑敏发邮件说他“听到了一个谣言，说中国要提交一个标准！”
曹淑敏给他回信说：“这不是谣言，是真的，我们是要提交一个标准。”

TD-SCDMA险些错过历史机会
经改几次修改TD-SCDMA标准方案在6月20号形成。问题又来了：如果用信威的名义提交给国际电联，不符合要求，因为信威不是ITU的成员，只有成员才有资格提交，最后邮电部决定以CATT的名义，加上“邮电部”，来提交给国际电联。
为了慎重起见，周寰决定在TD-SCDM标准提案上找三个部长签字。因为当时原部长吴基传出差，三个副部长都签字完后已经是6月29日，随即TD-SCDMA提案从信威公司被传真到
了日内瓦ITU总部。
传真一传过去之后，李世鹤松了一大口气，对杨毅刚说：“总算搞定了！”。大家都非常高兴，终于在截至日之前提交上去了！
第二天，李世鹤、杨毅刚等人在院里开工作会，突然接到赵厚麟从国际电联打来的电话。
赵厚麟当时在标准局工作，他看到中国第一次提出国际标准非常高兴，接到TD-SCDMA提案就迫不及待地看了一遍，一看，糟了，发现传过去的版本上，起草单位写着信威公司，而信威公司不是ITU的成员不能作为提交单位！
赵厚麟三步并两步奔到办公室开始打电话，时间已经是北京30日的下午3点了，杨毅刚接到电话后，吃惊之余马上找到李世鹤，说：“是不是发错了，提交单位还写的是信威公司！”
李世鹤一听，赶紧查看，发现把错误的版本提交上去了。趁着中国和美国有几个小时时差，赶紧又传了一份正确的提案。
一阵忙乱之后，正确的TD-SCDMA版本在最后时限之前传到了ITU总部，在场所有人都急出了一身汗。
日内瓦时间6月30日，ITU共收到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提交的16个提案，包括中国的TD-SCDMA标准。
短短的6个月，无数个研发人员倾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心血和精力，将中国提案送上了国际电联。
谈及那一天，李默芳激动地用了好几个“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并两度感动地掉下眼泪。
“知识产权说到底，是自主开发的技术，那才是一切的根本。标准都可以折中，但是你要是连这个根本都没有，你拿什么跟人家折中？我们国家一直没有自己的标准，很多人都快失去信心了，这时候李世鹤他们站出来了。当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他们在那么几个月的时间里，把SCDMA的一些技术形成了一个标准，在6月30号把它交到了电联，这确实是一个突破，我有时候说，哪怕它有这点不完善那点不完善，就因为这是个奇迹，我也要支持他！”李默芳感慨地说。

围绕TD-SCDMA的交锋
中国标准被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很多国家都没想到在原有的几大标准外又杀出了一个标准，而且是来自此前在标准领域没有任何建树的中国。
当时全球共提交了16个候选方案，据说最初国际电信联盟是希望只选择一个标准，
但WCDMA和cdma2000两大阵营在标准上的激烈争夺，最终形成了IMT2000系列标准的局面。而两大阵营对TD-SCDMA的打压，更多的目的也是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
移动巨头们在华的计划将被打乱了，因为他们此前一直致力于发展WCDMA和cdma2000，TD-SCDMA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不管他们将来向不向TD-SCDMA投资，中国对TD-SCDMA的支持都会加大他们的3G成本甚至面临被清出中国3G市场的危险。很多企业提出“中国提出的标准是攒出来的，没有很强的竞争力”的说法，据说，美国的一个标准化组织秘密联系欧日，相互达成协定，企图提案废除TD-SCDMA。
就在周寰出访欧洲的时候，也听说欧洲要“枪毙”中国的技术，回国后周寰向部里报告了这些不利消息。在关键时刻，部领导把几乎全部国际巨头公司的高层请到一起开了会，明确地传递给众多的国际巨头企业一个信号：就算国际上不接纳TD-SCDMA，中国也要自己做TD-SCDMA！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表示，只要中国的技术设备一出，我们必定采用中国的！中国的强硬态度，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震动。
中国的强硬态度多少刺激了围攻TD-SCDMA的国家和他们的企业，TD-SCDMA的紧张处境稍缓和了一些。但与其他两大标准相比，TD-SCDMA一面要抓紧时间完善技术体制，一面要凭借单薄力量抵抗攻击，可以形容为“步履维艰”。
曹淑敏作为中国代表在随后的多次国际电联会议上为TD-SCDMA据理力争。“后来我才感到，就像不会游泳的人被扔到海里，他要挣扎，还要自己学会游泳。在那样薄弱的基础上，我们的标准提交到国际上，要面对全世界的国家和企业，去讨论，去力争。标准提出后的经历，比之前要痛苦得多，困难得多。”曹淑敏这样形容“之后的日子”。
在一次国际电联的电话会议上，曹淑敏得知西门子公司有两篇文章对TD-SCDMA很不利，就通过他们在北京公司的专家与他们总部的人进行文稿讨论，反复争论，一直到晚上7点多，最后西门子总部终于同意不再提交那个文稿。
“我们都高兴坏了。因为我们要从道理上和很多问题上去说服他们为什么不能提交。那是最艰难的一次谈判，给我的印象最深”，曹淑敏感慨地说。
既是敌人，又是朋友，显然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此时的关系。在标准的争锋中，外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99年11月，圣诞节之前的节日气氛已经很浓，身在芬兰赫尔辛基的李世鹤无暇顾及圣诞老人故乡的独特景致，“两个黑洞洞”(天未亮就到会场，天黑后才回宾馆)、“一个紧绷绷”(紧张的没有一点空闲)地穿梭在国际电联会议和宾馆之间。因为他负责设法将可能通过的3G标准写入建议书，这也意味着TD-SCDMA能否成为国际标准决定于此。以当时的技术基础和成熟度来说，TD-SCDMA很难逃脱cdma2000与WCDMA的重重包围，这也是李世鹤所担心的。
11月5日，3G技术委员会宣布了让中国为之振奋的好消息，TD-SCDMA被写入建议书。
最终，2000年5月，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电联全会上，经投票表决，由中国提出的TDD模式的TD-SCDMA系统，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之一。
在那个历史时刻，曹淑敏形容“全场感慨万千”，ITU经过十年的努力，3G标准终于出台了！
高兴之余，曹淑敏等人意识到，要让TD-SCDMA成为真正可商用的标准，中国必须得加入标准化组织。“在1999年9月份的一次会上，我们提交了一篇文稿，希望TD-SCDMA能在3GPP中标准化，最后，这次会议接受了我们提出的1.28M的码片速率，而这一速率正是TD-SCDMA技术的码片速率，这意味着，TD-SCDMA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3GPP的大门。”曹淑敏回忆道。
最终，2001年3月，TD-SCDMA标准被3GPP接纳，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可商用国际标准。中国百年电信史上，出现了最值得庆贺的历史一刻。
标准通过，但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令所有参与和支持TD-SCDMA的人们始料未及的是，TD-SCDM的产业化之路远比标准通过更为艰辛和坎坷。
“我们原来预计TD-SCDMA实现产业化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但是，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太多了，在标准的产业化过程中，我们的确缺乏太多的经验，但国际3G发展不利的大环境，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采访中，一位长期从事TD-SCDMA研发的技术人员如是说。
2002年3月，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拉开了中国TD-SCDMA技术全面产业化的序幕。

从TD-SCDMA标准的最初提出，到后来的产业化过程，都与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唐。
肩负重任的大唐
说起大唐，很多人都理不清其中的头绪。
1957年，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分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集团前身)、电信科学研究规划院、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1993年，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成立。
1998年，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信息产业部发出文件，同意组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1999年，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正式成立。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大唐集团)，是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母公司，下设两个上市公司、十个独资、合资、控股公司，八个研究所，一个工程设计院，分别位于北京、西安、上海和成都等地。
2002年3月，为了加快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大唐移动)正式宣告挂牌成立。
大唐移动公司的成立，标志着TD-SCDMA从系统到终端已全面进入产业化阶段，也表明了大唐移动作为一个企业的开始。
曾经有人说，在TD-SCDMA的产业上，历史选择了大唐，而不是华为，或者中兴，这和大唐的企业特点是有关系的。大唐具有做大事的魄力，但是他不像是一个企业，很多时候不能严格地按照企业的发展模式去运作，大唐更多地要考虑历史的责任，所以大唐背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唐如安，大唐移动公司从建立之日起直至今日的“掌舵人”，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姓唐，而与大唐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情缘。1979年北邮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上海)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94年，成为该所最年轻的副所长，负责所里的横向创收工作。1998年4月，唐如安开始接手上海大唐移动公司的工作，当时一个是上海大唐移动公司，一个是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一个需要市场化运作，一个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两个体制完全不同的企业中同时任一把手的唐如安，感受到了来自人、财、物等方面的前所未有的碰撞，但这段难得的经历也为他日后从事TD-SCDMA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市场经验。
2001年9月30日晚上10点多，唐如安还在办公室里忙碌着，手机响了，电话是刚刚从英国返回北京的大唐电信科技集团总裁周寰从机场打来的：“你这两天把那边的工作安排一下，尽快赶到北京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唐如安知道，老院长要把重担交到他肩上了。
没有在上海和家人过完“十一”假期，唐如安就赶到了北京。10月4日，公司召开会议，并开始筹备成立大唐移动公司等产业化的一系列工作。
当时，来自竞争对手、外国反对势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TD-SCDMA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是一项事业，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正是周寰的这种偏执(用唐如安的话说，是偏离主流的执著)感染了唐如安，并促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TD-SCDMA事业中。
当时，与华为、中兴等公司一样，大唐对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三大国际标准的研究均在进行，那时大唐电信集团中央研究院只有几十人，后来才逐渐发展到300多人，由于资源有限，研发工作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市场化能力十分有限。他们找到了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做评估，该公司认为，为了推动产品研发，大唐集团的3G产品线不能太长，必须集中优势力量开发TD-SCDMA产品。
2002年2月大唐移动公司正式成立后，唐如安出任大唐移动公司总裁。当时，大唐移动公司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原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从事TD-SCDMA研发的人员，一部分是上海大唐移动曾经从事过GSM产品开发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大唐股份公司WCDMA事业部成员，他们一部分人员在西安。这三批人马被整合为一个公司，专注于TD-SCDMA的产业化。
作为一个“三合一”的公司，带有不同文化烙印的几班人马怎样融合为一体，是大唐移动良性发展的关键。说来也巧，西安、上海、北京，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地方。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节目讲地方文化，正好也是以这三个地方为例子，讲到这三个地方的人拾到钱包以后的反应，来表现其不同的行事风格：上海人捡到钱包，要问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有几块几毛几分钱，连身份证后几位都要核对清楚，心很细，小事上很看重；西安人是豪爽一派，一看，是你的，给你；北京人呢，要告诉你丢了钱包有什么危害。这说明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大唐移动总经理唐如安在文化融合方面推行“形式主义”。公司组建初期，他推行三地联网统一办公，引起一些争论，他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别看这是一个小事，每天大量的文档互相的传送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看似一个形式，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思维和习惯。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要度量衡统一，长城把它围起来以及文字上的统一。没有这些，说什么都是空洞的！”
体制、人才、管理、市场化，问题一个一个摆在了唐如安的面前，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2002年，在大唐内部正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产品选择大讨论。

LCR与TSM之争
TD-SCDMA产业化，第一个问题就在于产品的选择定位上。
了解技术的人都知道，TD-SCDMA有两种制式，一种是TSM，一种是LCR。大唐在最初与西门子公司进行合作的时候，选择的是TSM。
2001年3月，大唐电信320会议室。杨毅刚主持会议。
时任大唐市场部总经理的杨骅在公司例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改TSM为LCR。这是公司内部进行的第一次关于TSM和LCR的讨论。在杨骅宣读完自己的观点后，顿时遭到了李军、张代君等多数研发人员的反对：
“TSM的研发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个时候改为LCR，不是又要从头开始吗？”
“在TSM上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很快就要见到效益了，改做LCR，大量的资金到哪里去筹集？”
……
虽然由杨骅提出的用LCR替代TSM的方案被否决了，但是自这次会议以后，大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考虑大唐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会后，很多人私下里就这个问题与杨骅进行交流，关于TSM和LCR的问题也引起了大唐高层决策者的思考。
2002年，当TSM终端和网络已渐趋成熟的时候，大唐内部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继续发展TSM，还是改为LCR？在大唐看来，继续走TSM之路还是改为LCR，不仅关系到大唐今后的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的3G市场走向。
实际上，从2002年到2003年上半年，大唐下决心做LCR的时候，仍然在和西门子合作做TSM。这就相当于大唐当时是三线并举：一条是LCR，一条是和西门子合作的TSM，一条是大唐自己做的TSM。当时大唐仅有130人的研发队伍，又要兵分两路进行TSM和LCR的研发，这对人才紧缺而又缺少资金的大唐来说，实在难称明智之举。
后来大唐的LCR研发直接影响到了和西门子合作，而大唐自己的TSM也因人员不足、资金紧缺而被迫放弃了，直到2003年下半年，大唐才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了LCR一条主线上。
有一位大唐的技术人员做过统计，从最初TSM项目的立项到打通全网络的电话，大概耗时两年。大唐从开始做LCR，到打通网络电话的时间大概可以稍微快一点，但也需要接近两年的时间，本来可以用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现在却要花费四五年甚至更长。虽说LCR和TSM之间有技术上的延续，在TSM研发上的积累可以使LCR少走一些弯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唐在TD-SCDMA的产业化道路上因为TSM和LCR的选择，失去了一段宝贵的发展时间。

TD-SCDMA曾遭国外反对势力打压
距离3G市场启动的时间越来越近，TD-SCDMA能否加快产业化进程，及时拿出可商用的成熟产品，直接关系着TD-SCDMA的命运。
同样是在2002年，就在大唐内部针对产品选择进行激烈讨论的同时，业界也引发了一场关于TD-SCDMA的论战，在这场空前的论战中，大唐技术研发能力、管理机制、市场运作能力也由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不尽如人意，与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相比，TD-SCDMA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在时间上，当时TD-SCDMA的开发时间不过两年，而WCDMA和cdma2000的研发时间已经接近10年；在资金上，世界各大厂商，甚至国内的华为、中兴等企业都在WCDMA、cdma2000标准上投入了巨资的研发资金，而对TD-SCDMA的投入则几乎为零；在参与企业的数量上，国际、国内大多数通信企业均在其他两大标准方面进行了研发和跟踪，其中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多达27家，在cdma2000阵营里，也聚焦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等全球性企业，在TD-SCDMA标准中只有大唐一家企业在苦苦支撑。
大到基站、系统，小到测试仪表、终端、芯片，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大唐一家企业的肩上，而此时的大唐，正面临着严重的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自大唐移动公司成立起，通过向银行贷款而来的5亿元资金，已全部用于TD-SCDMA项目，而作为大唐移动上级单位的大唐集团，也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虽然，大唐移动也使出浑身解数想通过私募的办法摆脱这种困境，总经理唐如安亲自挂帅，与各大 投资公司进行交涉，无数次的谈判让他感觉自己都快成“祥林嫂”了，但是由于当时全球IT行业大幅度衰退，国际银行界、投资界对通信业，特别是3G的投资缩 小，投资商“闻3G而色变”，使得融资工作也一度陷入困境。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中国3G市场的巨大潜力和TD-SCDMA可能会对中国及全球移动通信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国外大型通信公司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能够在中国的3G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对TD-SCDMA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压。“随着我国政府对自主标准支持力度的加强，某些外国政府和企业则开始担心我国支持TD-SCDMA的行动将损害他们的利益，开始设法干扰我国TD-SCDMA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称。
在2002年6月11日举办的第七届3G大会上，北电全球无线网络总裁丁博凯先生公布了北电对全球移动通信市场的预测，在这份预测报告中，提到2005年全球移动通信用户将达到17.17亿，其中GSM用户占到69%，WCDMA和cdma2000用户占到22%；用于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将会达到47亿美元，其中GSM占36%，cdma2000占31%，WCDMA占31%，却唯独没有提到TD-SCDMA。对此，北电网络的解释是：目前的情况表明TD-SCDMA没有多大市场前景。
而在2002年《通信世界》总编项立刚对时任爱立信全球总裁的杨迈的一次采访中，问及“爱立信是否会在TD-SCDMA进行研发和投资”时，杨迈笑着回答：“我们完全有能力做TD-SCDMA，但是我们不会做。”
北电、爱立信对于TD-SCDMA的这种态度，代表了当时国际通信制造商的普遍想法。
一些国外企业为了阻碍TD-SCDMA的发展，不仅在态度上表示出轻蔑，而且还在一些场合公开进行抵毁：“中国的TD-SCDMA根本没有发展前景，大唐也将和这个标准一起消失。”
刚刚踏上产业化之路的TD-SCDMA，一方面要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的挑战，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来自各方包括媒体界的猜测和置疑，使TD-SCDMA的产业化推进工作陷入困境。

TD-SCDMA发展困境中的转机
2002年6月12日，正在上海出差的杨骅接到了周寰院长的电话，电话里，周寰让杨骅尽快写出一份向无线电管理局提出频率申请的报告，这让杨骅兴奋地预感到，TD-SCDMA的频段分配快有结果了。
下午，杨骅乘晚班飞机回到北京，飞机刚一落地，就又接到周寰的电话，要求他明早8点把报告送到集团。其实，关于频率的问题杨骅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在回公司的路
上，他给唐如安打了一个电话，汇报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出乎他意料的是，唐一口否定了他提出的“55MHz频段”，而是直接表示要申请155MHz频段。
晚上，杨骅在公司的办公室里，熬了一个通宵，报告完成了。
第二天，在与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的领导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杨骅的报告得到了相关人员的认同。事后，有人在与时任无线电管理局局长的刘利华讨论起这件事情时，刘利华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会出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无线电大会，以前我们参加这些会议的时候，没有人理会我们，但自从中国有了TD-SCDMA标准以后，我们到哪里都成了上宾，到哪里都会有人跟我们谈起这个标准。中国要支持自己的标准，正是有了自己的标准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002年10月23日，信息产业部通过《【2002】479 号文件》公布了3G 的TDD 频谱规划，为TD-SCDMA 标准划分了总计155MHz 的非对称频段。
在TD-SCDMA标准最初被提出时，是政府和运营商的大力支持，使得TD-SCDMA能够克服重重阻力，最终成为国际标准，在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中，同样是由于政府的支持，才使TD-SCDMA得以重现曙光。
自从TD-SCDMA作为3G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后，信息产业部即明确表示，将本着“严谨、求实、创新、发展”的精神，联合政府其他部门共同对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进行大力的支持。
其实，每一个国家对于本国的标准，都是给予了足够的支持。不管是高通的CDMA还是欧洲的GSM，都是在政府强有力支持下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单纯依靠企业力量实施标准战略是不现实的，它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支持。
欧洲在第一代移动通讯时期，各国各自为政，整个欧洲有5个标准，市场十分混乱。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欧洲11个国家的邮电部长，组成一个团体“Group of SpecialMoment”，在1982年就确立GSM的基本标准，全欧洲频率统一在900MHz。这完全不是一个企业的行为，而是整个欧洲的行为。
虽然GSM技术1989年已经成熟，但美国直到1994年仍还不让GSM进入本国市场。1990年，美国仿造欧洲的GSM把GSM的技术指标全部改过，改称IS-54，宣布在美国必须用IS-54的标准。不久，高通宣布自己CDMA研制成功，虽然还是实验室阶段，但美国政府立即把CDMA定为美国的标准。美国是第一代移动通讯的世界第一大市场，他们以频率资源为交换，使得众多企业支持CDMA，一直到1994年美国把频率资源拍卖完毕，才允许欧洲GSM标准进入，但那时候美国市场已经是高通CDMA的天下了。高通的CDMA现在每年光卖标准就是几十亿美元，但如果当初没有美国政府在北美地区的支持，可能很难走到今天。
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政策倾斜使TD-SCDMA同时也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有外电由此分析说，中国政府已敦促国内产业界采取行动支持中国自己的电信业标准。国内一些相关部委的官员也在一些非公开场合透露，不排除将TD-SCDMA标准采用和3G牌照挂钩的方式，进行政策性推动。
就在TD-SCDMA频段消息发布的第二天，西门子信息与移动通讯集团董事保利即在上海表示，在移动通信技术研发上，西门子将同时兼顾W-CDMA和中国的TD-SCDMA两大标准，西门子将再追加投入5000万欧元用于TD-SCDMA的研发。

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思维突破
2002年10月30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大唐、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电、中国普天等8 家国内知名通信企业的手挽在了一起，TD-SCDMA 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其实，早在2001年底，在大唐移动公司筹备阶段，唐如安就提出了成立产业联盟的想法，用唐如安自己的话说，这叫“连横”，在战国时代就有“连横”之说，现在，WCDMA和
cdma2000比TD-SCDMA强，因此必须“连横”。在联盟内部，部分知识产权共享，看似大唐吃了小亏，但整个产业起来了，大唐才能生存下来，实则是占了“最大的便宜”。没有这种心态，把未来画在图纸上的利益当作眼前的利益，是最愚蠢的做法。
当时，唐如安把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主要负责市场工作的杨骅。
杨骅，大唐移动公司副总裁，TD-SCDMA产业联盟的秘书长，自产业联盟最初成立到后来发展壮大，可谓是沥尽心血，有人曾戏言：“杨骅为发展TD-SCDMA产业联盟，连头发都累光了。”
2002年5月，杨骅将这项工作向发改委的领导做了汇报，发改委领导对这个想法表示了极大的支持。
“当时，我们还以为华为、中兴不会加入呢，谁知和华为的领导一谈，他们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中兴也是这样，和中兴的中层谈了几次也没谈成，后来约到了他们的一位副总裁，就很快达成了协议。”杨骅说，“之所以会与很多企业领导一拍即合，是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发展民族产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虽然在产业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各企业均是慷慨激昂，但之后到了真正推动这个产业发展的时候，问题就多了起来，各个企业都面临着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华为，华为在WCDMA和cdma2000方面已经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在其投入还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再让他在TD-SCDMA产业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必然会承受一定的现实压力。因此，在产业联盟成立初期，工作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
2003年春节刚过，TD-SCDMA产业联盟在西苑饭店召开了“TD-SCDMA产业联盟峰会”，之所以称之为“峰会”，就是要求各企业的“一把手”必须到场。当时，任正非、侯为贵、周寰都来了，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转变“一把手”的观念。大家在会上就TD-SCDMA的知识产权共享、资金投入以及整个市场前景，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讨论，并达到了一致共识。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成为了TD-SCDMA产业联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产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3年底，凯明、展讯、天碁、重邮信科、海天、海信成为TD-SCDMA产业联盟成员，联盟成员扩大到14家。
2006年初，联盟的企业已经扩展到26家，从系统到终端，从核心网到接入网，从芯片到软件，TD-SCDMA的产业链和产业环境不断成熟与完善。同时，还有大量的国际、国内企业在争抢入围联盟的入场券。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也是世界上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是全球业界巨头的增长希望所在。对于诺基亚、爱立信、朗讯、北电等公司来讲，中国对TD-SCDMA的支持让他们必须重新定位。

TD加速发展
155MHz 非对称频段的划分、产业联盟的成立以及国家3G专项的全面启动，使TD-SCDMA产业的发展迅速驶向快车道，TD-SCDMA产业的格局也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至今，李世鹤仍然清晰地记着2004年12月9日那天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荷兰，在飞利浦总部接听来自中国TD-SCDMA移动网络系统国际长途时的情景，当时，电话的这边是大唐电信集团总裁周寰，电话的一端是远在荷兰的温家宝总理，在视频画面上，温家宝总
理带着亲切的微笑听完周寰的介绍之后，高兴地说：“我听得非常清楚。”，并预祝TD-SCDMA产业取得成功。
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TD-SCDMA在系统、终端、芯片等方面喜讯频传，不少外国企业很纳闷，大唐和TD-SCDMA产业链上的企业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对此，大唐人打了一个比喻：一个猎狗为什么追不上一个兔子？因为对猎狗来说，兔子只是食物，它只是在追一顿午餐而已，他可以不去追兔子，但对兔子来说则是逃命！同样，对大唐和整个产业联盟的企业来说，TD-SCDMA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必须加快发展。
TD-SCDMA的“快”，带给了业界一个个惊喜。
2005年6月30日，TD-SCDMA产业化专项测试的最后一个测试任务如期完成，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公布测试结果：“TD-SCDMA完全具备大规模独立组网能力”，TD—SCDMA的技术性能和运营价值，经受住了国家权威部门的检验。
TD-SCDMA已经形成了一个由40多家国内外知名电信企业集体参与的3G大产业。从系统到终端，从核心网到接入网，从芯片到软件，TD-SCDMA的产业链和产业环境在不断成熟与完善。在TD-SCDMA系统设备方面，通过大唐与阿尔卡特、华为与西门子、中兴与爱立信、普天与诺基亚的多种合作模式实现了国内外企业在技术、规模生产以及营销服务等领域的优势互补，加速了产业化工作进程，提高了TD-SCDMA技术的商用成熟度。
在TD-SCDMA芯片方面，以天碁、凯明、展讯、ADI、重邮信科等为代表的芯片企业设计 出了TD-SCDMA单模，TD-SCDMA/GSM双模多种商用芯片，并推出了各种终端解决方案。在芯片企业的支持下，大唐移动、华立、联想等终端企业 已开发出了20多款TD-SCDMA终端。
此外，由于TD-SCDMA技术的高度开放和先进性，我国通信领域迅速在芯片、测试仪表、半导体、精密仪器等配套产业环节不断实现着历史性突破，中国的通信格局正在悄然改变。
同时，在TD-SCDMA的资金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TD-SCDMA融资渠道迅速扩展。2005年9月，大唐集团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签署战略合作暨财务顾问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将为大唐集团主要支柱产业TD-SCDMA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并为大唐集团及所属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随后，国家开发银行宣布将全面支持大唐集团自主创新战略实施及其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特别是TD-SCDMA产业。此外，国际投行与基金高度关注TD-SCDMA在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突破，国际资本市场，已经与中国通信产业开始了实质性握手，在资本市场，TD-SCDMA获得了实质性突破。

TD-SCDMA蓄势待发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徐铁铸，是许多个在TD-SCDMA阵营从事多年研发工作的工程师之一。“TD-SCDMA起步晚，如果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TD-SCDMA不可能走到今天。我们这些从事多年TD-SCDMA研发工作的人员，都期待着一个结果，就是TD-SCDMA真正实现商用。”徐铁铸说。
2005年中，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国际性3G峰会上公开表示：“中国3G系列标
准的起草、制订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TD-SCDMA标准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中国已逐步形成了从系统设备到终端、芯片、软件及无线研发制造的完整的产业。”2006年初，信息产业部正式颁布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这无疑给快速发展中的TD-SCDMA再次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随着产业化的一次次跨越，TD-SCDMA的市场前景日渐明朗。
不久前，TD-SCDMA的规模测试方案最终确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三大运营商分别圈定保定、厦门、青岛，由大唐和鼎桥协助中国电信在保定建网，中兴和鼎桥在厦门协助中国移动建网，大唐和中兴合作在青岛协助中国网通建网。此次大规模测试，是TD-SCDMA经历了三轮外场测试之后，即将商用前的最后准备。
与此同时，TD-SCDMA也将在香港建立测试网，香港特区政府已基本同意提供测试牌照以及TD-SCDMA的无线频谱，并将资助测试需要的部分资金。除3G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可利用这个测试平台开发TD-SCDMA的内容及服务外，手机厂商开发的TD-SCDMA与WCDMA双模手机也将由此进入香港市场。
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面前，TD-SCDMA正在通往3G的跑道上做最后的冲刺。

后记：让中国抓住一个机会
项立刚
历史的发展经常有两种情况，水到渠成与偶然机缘。这两种情况都会积极地影响着历史发展，带来历史发展的转折。
在很大程度上，偶然机缘在历史发展中更重要，正是因为一次次偶然机缘的组合，
重新改变了历史。历史的前进与发展也正是在一次机缘中改变。
对于还是处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推出一个自己的国际标准，被世界广为接受，而且产业化，目前还难说是水到渠成，并不是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和世界上发达国家抗衡的实力，我们从技术上到经济上也可以把TD-SCDMA自然地推向市场。
TD-SCDMA的提出，成为标准，终获通过，走向产业化，可以说是一连串的机缘的结果，偶然的因素很多，但是从这许多的偶然之中，我们也在看到一种必然。
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确实积聚了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这个市场是任何一家国际的一流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不敢轻视的，这个市场也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机会。
国家对于中国移动通信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政府对于中国自己提出的标准，给予了巨大支持。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对于这一标准就明确表示了支持态度，各级政府从不同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才使这一标准渡过重重难关，在世界舞台上和其他标准一争高下。
在技术上，中国距世界先进水平已经越来越近，曾几何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技术人员只有看的份，决无自己发言权。通过2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在通信设备制造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距世界先进水平一点点在逼近。TD-SCDMA标准的提出也再一次证明，中国在通信领域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也是TD-SCDMA标准最终通过的重要原因。没有以李世鹤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奋斗精神，决不会有TD-SCDMA的提出与通过。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不屈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才使这一标准面对压力，面对困难，一步步走下去。
正是种种机缘走到了一起，TD-SCDMA才从一个试探，变成一个标准，终于被国际社会接受，最后事实证明不但不是传言，这个传言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然而，我们也知道，直到今天，TD-SCDMA能不能真正从一个标准，走向产业化的舞台，在中国、在世界的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仍然需要时间来证明。这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中国有没有能力把握住这次机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面向历史回答的。
世界发展史上，日本的明治维新，正是一个机会的出现，被把握了机会，日本从一个弱国，很快成为一个政治强国，一个军事强国，也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在中国没有出现，但是因为没有把握住，机会才在我们身边一点点溜掉。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已经显露出较大的颓势，在世界经济舞台，日本经济将超过美国的声音并不鲜见了。计算机技术从大型化走向微型化，仅是一个机会，美国人清醒地看到了这个机会，使美国的技术成为世界上微型计算机的事实标准，今天在计算机垄断地位的，只能是美国。而互联网技术曾经是通信领域很不屑的破网，无论是技术模式和经济模式都存在着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美国人却提出要建立自己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重新定义了信息、信息传播的模式，美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各个层面推广自己的概念，支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把技术的扩张作为政治扩张和经济扩张的基础，很快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今天美国不但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政治大国的位置。而且以其发展势头，大大压制了欧洲、日本这些经济强国的发展。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互联网技术只是一次机缘，以其构筑信息高速公路，形成一种新的信息传播体系，并不是全世界技术专家都看好的，对于其安全漏洞、经营模式、传输能力，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然而正是美国抓住了这次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韩国，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韩国还是一个主要依靠进口的国家，在3G开始出现之时，韩国就是把3G作为自己发展的机缘，以政府组织牵头，带动制造商共同开发，共同享受研究成果，很快获得了成果。今天韩国已经从一个产品和技术的进口国转而成为产品和技术的出口国，在世界各地都有韩国设备制造商的身影。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个支点，一次次机会。
TD-SCDMA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一次机会，虽然它不一定就完全意味了中国已经是世界通信技术大国，但是它的出现，重构了世界通信技术大国的格局，也为中国加入4G等其他移动通信技术的标准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在移动通信基础技术的研发上积累了经验。这一技术标准的采用也告诉世界，中国已经具有了一流通信技术的研发与制造能力。
在记者采访中国移动集团总工程师李默芳女士时，说到TD-SCDMA这一标准得到通过时，她连说了几个：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流下了热泪，在安静地等待中，我们深深地了解，太难了，也太重要了！
作为一个长期工作在中国通信业的专业人士，她太了解这一技术标准对于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正是这一标准的提出、通过，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只带着耳朵听，而是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厂商听中国的声音，中国的看法。这一标准转化为产业，其中蕴含的产值以万亿计算，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
百余年来，中国失去的机会太多，在技术领域，中国得到的机会也并不多，我们没有理由把一次就在眼前的机会放弃。
中国需要机会。
今天我们有了一次机会。
让我们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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