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一词的出现应当在明代,那时是专指明朝的宦官们对皇帝老儿的自称,或仆人对老爷们的自称;到了清朝就变成大大小小的官吏们都各自对皇帝老儿的自称了。它本身并无贬义,是个谦词或中性词。到了近代和现代,就演变成了一种纯贬义色彩的单边词,意指那些奴颜婢膝、奴颜媚骨的甘心供人驱使、助人为恶的坏人。最为形象就比喻就是与那摇尾乞怜的狗相称,如“狗奴才”或“走狗”等等之类。
这就意味着在人类的社会意识里,对那些卑躬屈膝、谄媚奉承的人的行为的一种极端的睥视,对靠阿谀媚骨、见风使舵、捧上踩下、欺下奴上的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或维护某群体利益的一切行为的一种极端的鄙视。这种看似嫉恶如仇的意识,其实无不是建立在一种维护自已利益不受侵害上的一种单向思维形式。如果用多方位和多层次的思考模式或换位思考方式,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些“奴才”。
当官的相对皇帝老儿自称“奴才”,那么皇帝老儿相对一些政事、国事、民族或国家的兴败之事缠身来说也是个“奴才”;隐士可以“迷花不事君”来逍遥山水而不当皇帝老儿的“奴才”,但在面对于“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来说就是个“风月奴才”;志士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而不为皇帝老儿分忧的“奴才”,但相对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来说就会成为“栖栖一代中”的“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的“道的奴才”;仁人可以“无以求生以害仁,有以杀生以成仁”不愿当“小人”们的“奴才”,但相对“仁义”来说就是“仁义奴才”;这还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天下,忧百姓”的“奴才”等等……
现实生活中,你看不惯阿谀奉承的“奴才”像而不愿当“奴才”,从而另觅高枝,但为了生计你还得为着肚欲去当“肚欲奴才”;你看不惯用不正当手段去谋利益而低声下气的“奴才”像,从而要光明正大的谋利,但你还得为着利益去当“利益奴才”;你可以为了维护自已的群体利益而去当别人耻笑的“奴才”,但是那些耻笑你的别人相对于他们的群体来说同样也是个“奴才”;你不愿打工去当老板手下的“利益奴才”,而去自已开厂办公司,但对于“顾客是上帝”来说,你仍是顾客的“奴才”;你去信奉“上帝”而不愿当任何人的“奴才”,但“上帝”本身就是众人“信则有,不信则无”捧出来的傀儡“奴才”,这时你比“奴才”而不如……
其实没有什么的,我们本身个个都是“奴才”,只是对象不同、站位思考方式不同罢了。你看到事物一方面而称其它人是“奴才”,但在事物另一方面或某深层上自已却也是个“奴才”;你站在敌对方来说,敌人是“奴才”,但对敌对方来说,你却是另一方的“奴才”。这中间联系着的就是否同自已的利益或目的是乎相关罢了,向着自已的自然不是“奴才”,对着自已的自然就是“奴才”了。
从微观的事物上来分折,人人都免不了“奴才”之嫌。从宏观上来综述,其实我们不是物质文明上的“奴才”,就是“精神文明”上的“奴才”,首先,社会进步总是以物质文明的进展程度来划分的,而人类就是希望过上好的物质生活,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的解放;其次,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人处在一切社会关系之中,为了巩固物质文明的成果,就必须要用一些相适合的精神文明来维护与稳固,进而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所以无论从微观上还是宏观上来看,我们其实都是“奴才”。
而我们不愿意去当“奴才”,即便是“奴才”也不愿承认是“奴才”。这是因为,人们把“奴才”当成是敌对的仇敌,即“敌我关系”上来处理了。说实在的,在中国这个充满和谐气氛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除了违反法律法规的罪犯,根本就没有什么“敌我矛盾”,即便是罪犯的处理是用“敌我关系”,但律师还为一些罪犯去当辩护人呢,更何况无违法乱纪行为的一些人们呢。对待敌人,我们应当用“奴才”或更毒辣的言词来对待他们,就象鲁迅对待“落水狗”似的。但对待和睦下的人们来说,我们大可不必用“奴才”来对付。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即便有了矛盾也是一种“兄弟阋于墙”的矛盾,对于这种关系用不着咬牙切齿的用“奴才”,而应当把这种切齿仇恨用在“外御其侮”上,所谓“兄弟同御侮,莫更祸萧墙”。
理顺了“奴才”,我们就能看清自已是个什么角色,就能明白人与人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了。对于“奴才”,我们还有什么要争的呢?
张小白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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